小引 宇宙无穷,人生短促。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四十年呢?李后主的《破阵子》词开篇就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他抒写的是亡国之君国破家亡的苦痛,我所缅怀的,却是与《名作欣赏》长达四十年的山高水长之好缘。 《名作欣赏》创刊于1980年。1982年,我即在该刊第6期发表《海外游子的恋歌——读台湾诗人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此文旋即为香港《当代文艺》所转载,编者按语说这是大陆首次刊发评
一 文学四大体裁——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就是四座山头。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历朝历代文人的越野跑达人很多,他们都想得前三名,并把自己的旗帜插到显眼的位置。散文的大山上,李元洛的身影在哪儿呢? 这位散文跑山者多次提到笔者命名他的《唐诗天地》《宋词世界》《元曲山河》《清诗之旅》和《绝句之旅》等系列散文专书为“诗文化散文”,并做了首肯性认定,认为“此语一言抉要,也深得我心”,深觉与有荣焉! 我曾
诗人李商隐有名句云:“平生风义兼师友。”李元洛先生是我1978 年在岳阳师专(今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就读时的老师,自那以后至今的数十年岁月中,元洛师对我一直十分关照,一直真诚地帮助并指导我,即使人分两地,但也仍然声息相通,时相过从。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的师长,但也是心灵相通甚至有时也可以忘形尔汝的朋友。我拜读过他的每部著作(除特别早期的外,他的著作都题签赠我)和很多未曾成集的文章,但因为他的学
李元洛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和鉴赏家,先后出版诗歌理论、批评和鉴赏著作数十种,风行海内外,读者众多,影响深远。对他的卷帙浩繁的诗歌理论、批评、鉴赏著作进行全面的讨论和评价,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笔者选取他的诗歌理论批评方面的代表作《诗美学》,尝试做一番探讨。 《诗美学》是一部饮誉当代诗坛和学界的诗学理论批评名著,在中国内地和港台以及东南亚之华人地区都产生了持续广泛的影响。
一、诗歌理论、评论与诗词鉴赏 《诗歌漫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 年版。 《诗卷长留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诗学漫笔》,花城出版社1983 年版。 《楚诗词艺术欣赏》,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 《歌鼓湘灵》,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版。 《李元洛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诗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 年
今天主要讲四个问题:一是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用?二是李、杜、苏、辛等唐宋诗坛的大咖们,一生到过哪些地方?唐诗宋词是不是在路上?是不是在远方?三是唐宋时期南北东西的国道有哪几条?哪些诗人走过这些道路,在这些道路上留存下哪些作品?四是我们怎样用这个地图来设计和开发个性化的文旅线路。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用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来源于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宋
《 水浒传》里的暗黑风情 秋水、杨早好: 正是春光明媚时,咱们读《水浒传》已经是第四封信了。之前“可着头做帽子”,分别聊了水浒世界的“江湖”“忠义”和“男女”,这期的主题就是“风土”了。 我查了查《辞海》,“风土”指的是一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环境(土地、山川、气候、物产等)和风俗、习惯。可见,“风土”不仅包含了自然生态,更是人与自然共构的生命样态、人文风俗。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用时间来把
钟雨柔的汉译新著《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以“汉字书写学”这一向德里达致敬的重要概念为线索,勘探语音中心主义的限度及可能,发现了赵元任、瞿秋白、唐兰等人的学理论述与文化实践,也照亮了许地山《玉官》、欧战华工语体文、叶绍钧《倪焕之》《文心》等文本。以在世界中锚定自身及对象位置的用心与关切,致力于打开历史褶皱的工作,亦编织起语音中心主义脉络下的“汉字革命”神话。
绪论:直面“进化”的遗存 从19 世纪以来,它就如同一头大象标本那样陈列在那里,本应显而易见,却因熟视无睹反被忽略。 ——安德鲁·琼斯《发展的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2011) 王中江曾在著作中这样形容“进化主义”的贡献:“进化主义像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慈善家一样,资助着一切‘事业’。它具有无限的解释力,它本身也在经历着理论上的变迁,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假使把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与“大问题”?答案其实是开放的。所谓“开放”,既指对于这一问题的具体回答,也指提问行为本身。 现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与“大问题”曾经不言自明:或是由更大的力量赋予,或是学界具有共识。但晚近二十年来,情况却有很大不同。 客观上,基于文学史事实和既往学术研究的惯性,诸如传统的重要课题——譬如“五四”、鲁迅,仍然是学科当下的中心议题,吸引了诸多同人致力于此。但另一
早在三十年前,就有学者说“我们的学科不再年轻”,时至今日,它自然更加“成熟”,但也因之产生出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面对数十年来不断积累的足称“汗牛充栋”的成果,常使人产生那种仿佛所有重要的研究都已被人做尽,以及随着时代风气的转移,原本充足的研究意义逐渐变得模糊的问题。对此,虽然无须过多焦虑,就如笔谈的发起者所言:“杰出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也是出色的提问者——既能够发现与回应‘时代
中国文学历来有重思想轻形式的传统,这一传统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特征,影响非常深远,或者说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中,很难改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也难以例外。环顾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虽然学科越来越拥挤,成果也很丰富,但是专注于文学形式研究的学者很少,研究成果也比较匮乏。我以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深入研究现代文学文体形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与现代文学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现代文学——中国新文
这几年学界有学术热点问题评选,我看后往往莞尔一笑,因为“热点”很容易冷却的。我研究的语言问题不温不火,不可能属于热点问题。但我自认为,语言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真问题,既不会过热,也不会太冷。“真”,不只是说这个问题存在着,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自身本性密切相关。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书面汉语的变革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二者是一体的;从诗学规范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
前些年,王汎森在北大做过一场演讲,反思20 世纪史学中的“人的消失”问题。他认为20 世纪史学的一个倾向,是对非个人、非人格力量的不断发现,如结构、语言、团体、社会等,这也包括60 年代以后出现的“人的死亡”“人只是历史的泡沫”等观点。结果,就像一场特殊的足球赛那样,只看到球在跑来跑去,却看不到踢球的人。 这场演讲流布很广,引发了不少共鸣,“人的消失”似乎在人文学科中也普遍存在。相较而言,文学研
主持人李浴洋兄要我也来参与答题,真是很看得起我。我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里学习,获得了硕博学位,却没正经写过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学位论文都偏重于晚清以降的近代,后来视野更有意放长远至于晚明以降的翻译文学。这十多年重点研读钱锺书手稿和阅读史问题,更是放开手脚,从钱锺书的读书趣味游离到我感兴趣的古今中西不同世界。我还从写博士论文时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古典学术史》,怀着门外汉的好奇心,对西方古典学里的学
2023 年7 月3 日,江苏凤凰出版社在苏州的江苏书展上举办了《周勋初文集》的新书分享会,邀请到南京大学文学院徐兴无、程章灿、童岭三位教授,畅谈了周先生的治学经验、教学情况和生活日常。今天为大家分享对谈的主要内容: 樊昕(后简称“樊”):三位老师好,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周先生曾向博士生介绍治学经验,读书治学要用六分精力与时间去泛读,用四分去精读。那么请各位老师谈谈周先生的这个治学特点和治学经验。
年前我跟外子两次去看望老师、师母,一次是去给老师安装QQ音乐,知道老师喜欢听邓丽君、苏芮、毛阿敏的歌,这些歌手我也很喜欢,我因跟老师有同好而窃喜。一次还有雁平同行。两次老师都跟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问我们以及学院的近况,谈起学术,老师目光炯炯,精神焕发,声音也变大许多。我坚信,老师一定会年寿期颐。年后,从老家回宁,准备去看望老师时我又新冠三阳,一再延宕,总觉得不急,老师永远在那儿,没想到农历二月二,
凡是杰出的学者,不仅能够探索真知,贡献优秀的成果,更能够对学术研究本身进行思考,发展出新的方法、视野,为当下和未来提供新的范式。当代著名中国古典研究者周勋初先生,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类学者中的佼佼者。 周勋初先生的学术成就,世所共知。周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批学人中,能够达到“既能博通,又能专精”的极少数者之一,其治学之勤奋、范围之广博、著述之丰赡、成果之多样,在2024 年凤凰出版社
2004 年5 月,我在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随即攻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学位,于2005 年初拟好“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论文提纲后,一边阅读杜诗文献,一边着手部分章节的写作。然而,在按照论文提纲动笔时,常常苦恼于提纲中的诸多问题前后不相关联,“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逻辑性和体系性。6 月上旬,在系里遇到周先生,在向先生问候之后,先生问起我博士论文写的什么题目,进展如何,我忙呈上已修改到
年过不惑之后,逝去的师友、亲朋渐渐多了起来。起初离别的伤痛总是萦绕在心头,久久不能释怀。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依稀觉得他们还在,只是一时间找不到联系方式,无法问候而已。这种不经意间的怀念,没有悲哀,只有难忘的往事愈加分明。 2004 年,也就是整整二十年前,那时候我三十出头,每天不紧不慢地编着傅璇琮、龚延明两位先生主持的《宋登科记考》,这部史学工具书逐年考证两宋三百多年登科士人的姓名字号、里籍、生卒
一 我在2024 年3 月12 日的早晨,惊闻周勋初先生逝世。那时,我正在武汉东湖湖溪河边的图书馆校对李辅燿日记。阳光正好,而消息大坏。李辅燿是两江总督李星沅长孙,其时日记写他晚年回到故乡长沙,每每多病,却始终不忘整修他家祖传的居所——芋园。 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周先生一生也多与疾病斗争。记得有一回见先生,他大约精神状态不佳,对我说,“我这一生就是身体不好”。然而,即便新冠以后,入住重症病房,需
20世纪40年代,并无晤面的徐中玉与朱自清结成了亲近的文字之交:徐中玉为朱著撰有几种客观理性、精当出彩的书评,多数未被其文集收入,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和辑佚价值;他们共同参与了国文教学的研讨和辩论,涉及大学中文系如何设置现代文学课程和是否以造就作家为目的等问题。无疑,对此加以研究有助于知悉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明晰特定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潮,让读者顺利地进入历史现场,感悟历史的内蕴。
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作为名篇历来受到重视,对其情感,学界主导意见认为诗人流露出深深的孤独感。本诗语言看似明白,却含有极深的道家哲学意蕴,几个关键词“独”“无相亲”“无情游”等被严重误读,需做返本归源的解读。本诗并非表现诗人内心的孤寂悲凉,而是借老庄思想表达诗人摆脱现实烦恼,进入超尘脱俗境界的美妙感受。对李白一些诗的鉴赏,若完全按“寻常胸臆”来阐释,将会使“天仙”降落人间,难见其飘逸之状。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江逢辰:《白鹤峰和诚斋韵》)江逢辰在清代诗人中名气不算大,但这两句诗的知名度可以说相当高。惠州,这个今天与深圳相邻的地级市,现在当然是名声在外,但在宋代之前,确实是寂寂无名,仅有的一点名声可能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瘴疠之地、贫困之地了。但自从苏轼被贬惠州,谈及苏轼,就无法跳过惠州这个名字了。因为是苏轼把惠州的山水风物、世道人情用他的生花妙笔带到了文学的世界,又由文
近年来,当代文坛兴起了一股书写民国知识分子的风潮,当胡适、傅斯年、金岳霖、梁思成、蒋梦麟等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闪现着光辉的名字于当代作家的笔下逶迤而来的时候,就不仅是对某种人文精神的接力,也是更多人“希望人文知识分子能够像苏格拉底那样,把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情怀和专业融合在一起”的努力。当这些“风雨中的雕像”矗立纸上,成为一块值得我们永久瞻仰的精神界碑时,不仅让我们感知到“危机年代的困厄和牺牲
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镜墀轩稿》,三册,为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之日记残稿,用“镜墀轩稿”稿纸写成,涂改甚多,末有金叔远题识: 此稿为龚君所著,其家住西庄,与杨遄飞极友好,同刻《幽光集》,余案头《幽光集》已失去,未悉其名字也。道光咸丰间人,东唐市大河两处龚姓皆其同族。稿中往往叙之,但非著名者耳。其父亦举于乡,考县志或可知也。壬辰(1952)十二月下旬,金叔远识。 日记的主人姓龚,并非著名人士。金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