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关注西部脱贫地区的相对贫困现象。基于西部重点脱贫县长达十年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Probit 模型和相对重要性分析等方法,从风险视角对西部脱贫县相对贫困治理路径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风险冲击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自然风险、健康风险、教育风险、意外风险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正向影响,人情风险具有负向影响;相对重要性分析发现,健康与人情风险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较大,意外与教育风险次之,自然风险影响较小;老年人口占比是农户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首要影响因素;公共性转移收入、私人性转移收入、打工收入、购买保险、参加培训利于降低风险冲击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借贷的作用则相反;风险冲击通过降低收入或增加支出对相对贫困产生影响。破解西部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多元化的致贫与返贫风险,应健全相对贫困风险治理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兜底机制、优化内生动力培育机制、加快县域产业发展机制。
传统“三社”共生系统因信用社放贷风险、专业社和供销社之间的交易对手风险而难以形成稳定共生系统。区块链技术通过减小信息不对称、建立风险处理机制保障合同执行来应对这两种风险。为确定区块链如何通过降低两种风险为“三社”共生创造价值,构建有无采用区块链的“三社”共生系统模型,并比较有无采用区块链的均衡结果。研究发现:采用区块链可以促使“三社”共生系统农产品产量和利润增加。在信息透明共享机制下,信用社放贷行为与专业社生产行为形成闭环牵制机制,使农业生产更加接近市场需求。通过区块链构建风险处理机制,将促进“三社”共同应对风险,实现风险损失最小化。供销社始终能通过区块链技术获益,而专业社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从中受益,这取决于市场需求的稳定性。因此,区块链技术应在市场稳定性差和农业自然风险发生频繁的地区优先推广。
企业如何借助机器换人这一数智化发展新趋势,降低用工成本,提高员工稳定性,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重大研究问题。采用构型观,通过对195 名所在部门已进行机器换人的员工群体的定性比较分析,发现了6 条离职意向路径和5 条留存意向路径。研究表明,员工离职意向是结构、个人和环境三类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减少离职问题,企业管理者可以将三类要素中的员工工作负荷、工资、工作内容、受教育程度、工作不安全感、外部工作机会、工作被替代的威胁7 个前因条件进行匹配,通过前因条件间的组合效应降低员工的离职意向。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零工工作者工作自主性受到了较多关注。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数字时代零工工作者工作自主性对持续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机制,构建“工作自主性-创新自我效能感-工作繁荣-持续价值共创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通过分析来自外卖平台骑手的200 份有效问卷数据,结果表明:零工工作者工作自主性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工作繁荣与持续价值共创行为,同时创新自我效能感、工作繁荣正向影响持续价值共创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繁荣在工作自主性和持续价值共创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因此,零工平台应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氛围,密切关注零工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和现实诉求。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目前缺乏在宏观层面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实证研究。以中国沪深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0 年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文献提出并验证了有关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之间作用机理的多个假设。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的服务化;(2)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两者关系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3)营商环境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4) 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方面更为显著。
基于资源拼凑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构建创业学习通过资源拼凑与资源优化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241 份企业问卷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 创业学习正向影响产品创新效率与效果;(2)创业学习通过资源拼凑正向影响产品创新效率,通过资源优化正向影响产品创新效率与效果,但不能通过资源拼凑提升产品创新效果;(3)资源拼凑与资源优化的平衡效应正向影响产品创新效率与效果,而乘积效应的影响不显著;当资源拼凑与资源优化处于非平衡状态时,加强资源拼凑或资源优化均能正向影响产品创新效率与效果;(4)定性比较分析分别得到两条影响产品创新效率与效果的前因构型。
将2015年实施的“限薪令”政策视为衡量薪酬管制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 年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限薪令”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究薪酬管制对企业“脱虚还实” 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主要通过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 动机和降低管理层风险偏好两种机制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促进企业“脱虚还实”;薪酬管制政策对金融资产类型和金融渠道获利存在结构性差异,表现为对投机型和保值型金融资产以及风险型金融渠道获利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薪酬管制政策通过积极影响企业核心业务与实体投资,促进企业资源优化配置。
从显性贸易壁垒和隐性贸易壁垒的替代性出发,结合双边自贸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自身特点剖析了两类政策对于显性贸易壁垒和隐性贸易壁垒的不同作用。利用基于SITC-3 二位码分类的中国双边出口数据进行拟自然实验检验,证实了双边自贸协定可以有效规避关税为代表的显性壁垒,但同时会导致隐性壁垒水平的上升;相反,“一带一路”倡议对于降低隐性贸易壁垒的作用更加显著,但在降低关税壁垒方面则表现不佳。两种贸易壁垒的替代和对冲导致了自贸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在单独采用时都无法产生良好的效果,而两类政策的互补性使得二者的结合可以对出口产生最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从行业层面构建了反映行业特性的七个吸收能力指标,实证检验了行业吸收能力对制造业O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制造业整体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度和行业资本密集度对ODI 逆向技术溢出无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发强度、人力资本水平、市场集中度、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信息化水平均不同程度地增强了O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强度、人力资本水平和市场集中度除对低技术行业O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无显著调节作用之外,对中低、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均有显著调节作用。产业集聚度、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资本密集度对低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O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无显著调节作用,但对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均有显著调节作用。行业信息化水平对各技术层次行业O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均有显著调节作用。门槛检验表明不同技术层次行业的各吸收能力指标是否达到门槛条件是导致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
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对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基于2005—2019 年中国275 个城市数据,采用PSM-DID 方法评估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来看,内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超过沿海自贸试验区。对于沿海地区而言,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显著体现在长三角地区。从时间上看,第一批次和第三批次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对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通过制度效应、投资效应、贸易效应以及金融效应等渠道促进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在促进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相邻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虹吸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