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二十世纪为大家评传时代,不为过矣。胡适有鼓吹之功,言普通人家亦可为传,他自己先为齐白石作传,后引发诸多人士踵步,比如杨步伟就写下《一个女人的自传》。而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吴相湘《民国人物列传》二种,印象深刻,为时代留影,替历史发声。王森然在其著作重版时断言:“时代的发展促使学术新生,富有传统的中国传记文学也涌现出如林新作,很多书取材翔实、精练,科学性及文学性极强。”传记文学之传统,一脉相承
生死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各文化与宗教都有各自的看法,对于死后情状的想象虽然难以实证,却深远影响着人的生命抉择,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看法。我们一般都认为儒学重视现实人生、看重世间人伦道德、很少谈论天堂地狱和果报、不语怪力乱神,是一门“重生轻死”的学问。也有人说儒学更接近于伦理学,而非宗教,在生死议题上缺席。而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之说,也经常被引用以阐发儒学以现世人道为重的态度。虽然
第一次见到吕妙芬老师,是在2017年年初。当时我在攻读博士,却因尚未找到适切的博士论文题目而感到相当焦虑。我对于晚明儒学深感兴趣,原本打算从晚明思想史中找到能够发掘的议题。在与吕老师讨论过后,吕老师虑及晚明儒学的研究已有许多好的成果,要提出创见颇有难度,故建议我略将视野向下延伸至明清之际的儒学,尤其是儒学与佛、道、天主教等宗教交涉的相关文献与议题。虽然吕老师的建议让我感到意外,毕竟我没有关注过清初
一 已故的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都深有研究的前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在评述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史时,曾将“今日欧洲国家以至亲至敬之情对待他们的祖文化起源地——古希腊罗马”作为类比,以“中国是日本的希腊和罗马”这样一句形象的借喻昭示世人。此一借喻,绝不是赖先生对日本的贬损或羞辱,而是一位友好的大使,因对所见所闻的感触,而为其驻在国生发的一份骄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
海子名满天下,不必再作介绍;苇岸是谁,估计知道的人不多,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苇岸原名马建国,作家,生于1960年,北京市昌平区北小营村人,1999年去世,终年三十九岁,生前仅出版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遗著有《太阳升起以后》《最后的浪漫主义者》等。苇岸是中国当代较早的生态作家之一,《大地上的事情》是其代表作。因其朴素独特的思想以及文学特色,学者林贤治称苇岸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
2024年3月28日,著名革命家、作家、书法家马识途逝世,享年一百一十岁。马识途,本名马千木,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过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他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其代表作品为《夜谭十记》《清江壮歌》《沧桑十年》《在地下》等。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忠县(今重庆忠县)涂井乡的一个书香世家,马识途的父亲
1926年11月9日,上海《时报》的《本埠新闻》栏目刊载一则简短消息《蔡谔(锷)十周年昨日之公祭》: 昨日为蔡公松坡十周年忌日,松社同人暨各学校团体等公祭于文监师路华商别墅正厅。上午十一时开祭,与祭者为袁伯夔、沈卓吾、陈云抟、陆鼎揆、潘公弼、刘放园、徐新六、徐寄庼、陈叔通、张东荪(中国公学)、杨明皓女士(爱国女学)、翁国勋(民福学校)、刘汉成、王锦文、吕兆熊、王鑑秦(以上四君为蔡公旧部)、徐志摩
《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近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孙毓修,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的重要编译人员,从1907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23年1月逝世于任上,做了约十五年的编辑,做编辑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成就很大。 从做编辑的角度说,他最具做编辑的特性。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过一篇文章,称孙毓修为“编辑师傅”,因为他是沈德鸿(即沈雁冰、茅盾)从事编辑工作最初的带路人。我今天则说他是编辑工作的多面手,简称“多面手”。
沉寂多年,施蛰存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与全国多家出版社恢复联系。他本身是资深的编辑家,对编辑出版工作颇具匠心,加之他也想依托百废待兴的出版社,将其多年积累下来的学术著作、散文随笔、外国文学译著、金石碑版考索等文化资源加以整理出版。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天南地北的出版社重又与晚年的施蛰存书信往来。在众多与之联系的出版社中,地处中部的
张爱玲和钱锺书这两位作家,因为在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分列专章讲述而重新被挖掘出来。张爱玲和钱锺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虽然同在上海,但二人并没有交集,这已被学术界所公认。但是,张爱玲笔下出现过钱锺书吗?笔者在阅读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的书信集时找到了答案。 在2020年皇冠文化出版的两卷本《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中,收录了七百多封张爱玲与邝文美、宋淇的往来书信,涉及以张爱玲写作为主的
一辈子结缘铁路,情系高铁。 从初中时第一次在溆浦看到未完成的湘黔铁路路基起,到现在九十五岁高龄,沈志云院士与铁路的情缘一辈子没有终止。当年,年轻的沈志云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唐山工学院,他却坚定地选择了唐山工学院,因为当时唐山工学院“云集了国内外铁路专业知名专家学者,号称东方康奈尔”。从此,他开始了一辈子研究高铁理论、推动高铁实践的精彩人生。到苏联求学,创建牵引动力实验室,坚持和传播高速
汪榕培是一位埋头苦干、卓有成效的翻译大家,特别以翻译中国戏曲见长。他翻译过汤显祖的多部剧本。此外,还翻译过《评弹精华》《昆曲精华》和《苏剧精华》,以及《长生殿》《一捧雪》《雷峰塔》《烂柯山》《墙头马上》《荆钗记》《琵琶记》《班昭》《十五贯》等二十多个演出本和五十多场折子戏,作为演出时打字幕用。翻译之广,翻译之勤,翻译之精,堪称中国戏曲走出国门的杰出推手矣。 在论及中国戏曲翻译时,先生提出了许多值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的《湖南: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一书,是一本讲湖南故事的经典好书,该书由郑佳明担任主编,陈先枢、周建刚担任副主编。今年4月,我从北京到湖南邵阳参加纪念魏源诞辰二百三十周年读书会活动期间,郑佳明教授送我此书,书的装帧和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爱不释手,连夜拜读,还没有回到北京,就读完了。我生在湖南,长在湖南,曾有三十三年工作在湖南,读了此书,我更加了解湖南、热爱
2024年元月末,我,一个年已七旬的老人,终于手不释卷地翻阅完了《鲜为人知》。这是一本描叙浙江台州食味的散文集,作者是叶青,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在翻阅之时,我的脑海中却时不时地想到了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那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前方腥风血雨,后方作为陪都的重庆也是度日维艰。然而,即使如此,梁实秋的这一表面似乎远离抗战风云、纯粹谈论普通人吃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生活。民俗产生于特定民族、时代和地域中,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形成之后,对于社会行为、语言以及心理都有规范作用。也正因民俗产生于社会生活,影响着社会生活,民俗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的文学创作,继而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关于民俗的描写。张爱玲的小说发生背景虽多为上海或是香港,她也从未在安徽生活过,但或许是在血脉传承之中,她
读鲁迅《写于深夜里》 鲁迅的著作是我的最爱,它陪伴我渡过种种难关,直到现今床边总有一册《鲁迅全集》放着,睡觉才觉踏实。而先生的这本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尽管已经被翻得破旧,我仍不时翻看,读到《写于深夜里》一文,文章开头便是:“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去年秋天,在布衣书局买了一册《知堂古籍藏书题记》,精装毛边,略翻后,就放在一边了。今年春节患了感冒,久未康复,其他书也不想读,就将这册集子拿出来,先全部裁开,然后竟一气读完了。其实最初是想看看周作人的题记,当作未收入文集的小品来看,因为这册书的整理者谢冬荣先生供职于国家图书馆,翻读了馆藏的周作人藏书,其中有很多未曾披露的题记。但此回读来,在欣赏周氏题记的同时,也关注了周氏古籍藏书的情况,竟颇有收获
王蒙,当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著有二十三卷《王蒙文存》,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马瑞芳,著名作家、学者。曾出版《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创作论》等,在央视《百家讲坛》担任《马瑞芳说聊斋》系列讲座的主讲,影响巨大。2023年,在天地出版社出版了《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系列作品,同时出版的还有《马瑞芳品读西游记》三册、《马瑞芳品读红楼梦》五册,形成了古典小说名著品读系列。 马
但凡开国君主,无不希望自己开创的基业千秋永固、万代传承。秦始皇的千秋大梦就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堂堂大秦,二世而亡,享国仅十余年。这真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而且很残酷。 然而,这个残酷的事实并不影响后来的君主继续做千秋万世的美梦。朱元璋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他不光有梦,而且有非常具体的规划设计。别看他是放牛娃、叫化子、小和尚出身,没读
董宇辉火了,火得出人意表,火得令人称奇。“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是南宋叶梦得对北宋著名婉约派词人柳永的评价。套用此句,似乎可说:凡有宇辉处,必有“爆款”出。君不闻,董宇辉与《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的主编们一碰头,一聊天,这些杂志立马洛阳纸贵,销售额猛增!著名导演张艺谋,学术网红王立群教授、戴建业教授也纷纷“屈尊”与当代青年翘楚、九○后小生董宇辉会面聊天,颇有“与有荣焉”之慨。 董宇辉的爆火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主义就是消费主义,刺激消费是各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激活市场的一把钥匙。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凯恩斯甚至提议让政府把钱埋在地下,再雇用工人把钱挖出来,这一埋一挖,就能刺激消费,带动产业发展。这种看似激进的观点旨在表明一个道理——人们只要出去消费,市场经济就会回升。就算是购买一串糖葫芦,吃一顿美食,甚或买一件没有实用价值的工艺品,人们只要自信地消费,就一定能创造繁荣。凯
自2002年第一次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处女作《长门赋》以来,阿袁创作的每一篇小说都延续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在看似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总能够找出一些经不起审视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就会以绕指柔的方式成为故事内在的矛盾,这和我们熟悉的人物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情感纠葛是不同的。在任何小说中都会有矛盾,即使是在汪曾祺那种岁月静好的小说中也有,只是说这种小说中矛盾不表现为一种剑拔弩张的冲突,更多是以语言、形式本
一 春寒料峭的清晨,捧着热咖啡,望着窗外,风儿拂过树梢,落在花瓣紧闭的郁金香上。心中却满是失落。多么怀念从前清早起床,顾不得一切,开门飞奔出去在车道上拿起前一天的报纸,一边奔回家一边将报纸上的封套取下,进得门来,边看报边喝咖啡的愉悦。自2023年秋天起,《世界日报》取消了华府地区的办事处,送报改作邮寄。看的是一周之前的报纸不说,缺漏更是常事。新闻早已陈旧不堪,只剩了艺文版与数独,永保新鲜。 在
洛夫(1928—2018)与痖弦(1932— )是享誉海峡两岸的诗人,他们逾一个甲子的友情与诗情是华语诗坛的传奇。 痖弦回忆,第一次见到洛夫是在1954年11月下旬,从复兴岗学院影剧系毕业分配到左营不久。一天,左营“四海一家”的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迎新活动,在即兴节目环节,一位帅哥走上舞台引吭高歌,唱的是李中和写的《白云故乡》,博得了一片掌声。帅哥唱完后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径直走到坐在最后一
方孝孺(1357—1402)是明初一代大儒,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在南京殉道后,门人将其遗骸埋于南京雨花台梅岗,将其遗作编成《逊志斋集》。 方孝孺短暂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不朽的精神财富。《逊志斋集》中存有他的诗歌四百余首,既有咏史诗,感喟历史的多舛;也有诸多写景抒情诗,写得清新、脍炙人口;更有一些诗章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民生疾苦,例如这两首: 蕨箕行 并海饥民千百数,携锄
麦克卢汉说媒介,旁征博引,种种谈资信手拈来,古往今来的人物都有可能被他拉来做嘉宾。拿破仑就做过两回这样的嘉宾。此前麦氏还有两次提到过拿破仑,一次是他在1936年所写的《神秘主义者切斯特顿》一文中提及切斯特顿的小说《诺丁山上的拿破仑》,另一次是1951年他在其著作《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的第二篇《新闻嗅觉》中有一句“标题是随着拿破仑战争应运而生的特征,是愤怒、胜利、恐惧和警告的原始吼叫”。这两次,
自古以来,湖湘文化源流悠长,湖湘文脉底蕴深厚,“文艺湘军”凭借深厚的革命基因,曾经是全国文艺界的一支劲旅,现在亦是全国文艺界独树一帜的品牌。祖烜则是湖南文艺评论队伍的领军人物。文艺评论是文艺的脉象,好的文艺评论拨云见日,如霁光出岫,照亮文艺现场;又如潮头新风,激浊扬清,彰显对作品的通透认知,凸显文艺批评的价值引领。《湘文艺评》伫立时代潮头、勇担时代重任,书写了文艺界的湘声湘韵,本书的魅力正在于此。
说起来,或许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1994年下半年的时候,王一川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问世,小说卷收录金庸的作品而将茅盾排除在外,自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所在。但对于一位刚刚进入大学的中文系学生而言,“并不广为人知”的穆旦被推上诗歌卷的首位,或许才是更值得注意的事实。 之后也有过一些阅读和谈论,但能够记起的画面不多。更确切的行动,应该是世纪之交的时刻,穆旦最终被选定为我硕士毕
按时完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翻译工作,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本书并非大部头的论著,篇幅相对较短,但是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作为译者就颇有顾虑,事实也证明翻译过程并不轻松,为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译者必须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经典名作,已经存在若干译本,重译名著
大概在中学时代,我第一次听到“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当时自然是热血沸腾,充满了对蒙元的仇恨,更鄙夷的是“灭宋于此”的大奸臣张弘范。 我想,很多人在阅读南宋亡国史时,都曾经被带入这样一种情绪当中。 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之常情,一个伟大且精致的中原文明被门口的游牧民族毁灭,怎么说起来都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历史毕竟不仅仅是情绪,或者说,不能由单一情绪主导。民族主义叙事是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文化建设的新时代,中国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钱锺书“化境”翻译思想的阐释和申发即为典型一例。“化境说”自钱锺书1964年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以来,一直是翻译界、语言学界、文学界探讨与论争的高频话题。众多学者思忖:“化境说”是什么?来自哪里?属于什么范畴?与其他翻译思想有什么关联?该如何运用和评价?这些问题无疑是值得学者深耕细作的重要研究
庸常的时日如川流般悄然而逝,单调呆板的职场解构着人们的个性与灵气。在诗意渐趋萎缩、温情逐步消弭的当今时代,一个人面对时代、生活和社会该做出怎样思考、发出何种回应?知名党史研究专家赵竹帛所著文化随笔集《春秋笔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给我们提供了深刻启示和些许答案。 作为一部格物致知的厚重之作,全书分为“此情此景”“且行且见”“随讲随说”“所思所想”“亦学亦乐”五个板块,包含追忆父母、状
晚清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回溯清代全盛时的蟫林佳话,特拈出“乾嘉书估说钱陶”一段旧事(叶德辉:《叶德辉诗文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陶”谓吴县人陶正祥,乾隆间设五柳居于琉璃厂,“钱”指萃古斋主人钱时霁。钱时霁,字景开,号听默,占籍湖州,于吴门经营书坊萃古斋,遂寓苏州。钱氏以贩书为业而擅吟咏,精于鉴别宋元版刻,与鲍廷博、吴骞、黄丕烈等江南淮扬藏书家过从甚密,黄丕烈更以“书友中巨擘”(黄丕烈:《黄丕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