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说似乎总是跟香港地名学密不可分。为何造成这种奇特景观?研讨这个问题的论著实在太多,葛亮这篇有何特点呢? 我想特点就在于,“双栖”的葛亮即使引经据典,大谈理论,却仍然不失其小说家之本色。比起纯粹的学者,他更关心不同身份的作家对香港相同的“地方”的不同处理方式。他不仅引入“南来作家”张爱玲、楼适夷、王安忆的香港叙事跟一众香港本地作家做对照,也分析了香港本地作家内部对各自眼里的“地方”的差异化呈
一直以来,香港地区更擅长将“空间”作为文学书写与学术研究的重心。这是由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意识造就,也是香港变动不居的文化特性、各种异质性因素催生的“在地”意识使然。在此意义上,相关文学创作亦为研究中国当代小说书写及理论建构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和吸纳的重要内容。 一、文学地方与“地景之难”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在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理论化层面形成重大的范式转变。现代主义
作为中外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体,小说从古老的故事一路蜕变而来,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形态各异,花样迭出,规矩难觅,法则难求。带着本质主义的思维,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些具有评判标准的通用律则,但常常又会发现,仍有大量优秀的小说处在各种所谓的律则之外。这或许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当一种成熟的文体不断走向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说明它的内部仍然充满巨大的活力、潜力和可塑性。小说就是这样一种文体。无数文人学者终日“
在东北全面振兴和“东北文艺复兴”的时代文化语境下,众多优秀的作家倾注了自我情感集中书写东北。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东北文艺复兴”的进程。值得重视的是,还有一批作者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和生活观察为对象,以非虚构的姿态创作出一批有别于上述内容的有关东北的作品,如贾行家的《尘土》、孙且的《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张瑞的《圣地工人村》、小杜的《人间漂流》、梅
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横空出世的口号得到娱乐界、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更有学者将“东北文艺复兴”视为一个特殊事件或社会现象,借对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文学创作的分析,梳理其背后的话语资源①。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个专有短语出现,应追溯到2019年11月30日。这一天,来自东北的说唱歌手董宝石通过综艺节目《吐槽大会》首次提出“东北文艺复兴”的口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与“新东北作家群”崛起的呼声日渐高涨。在众多研讨会与论文的助推下,学界对“新东北作家群”及“新东北文学”的形成、特质、超越及可能,有了较明晰的体悟和较深层的认识。然而,略感不足的是,这些研究对“新东北作家群”产生的契机、赓续的传统、高扬的精神谈论较少,且对这一群体的定义角度不同、时段不一,多有抵牾;对“新东北文学”崛起本身所固有的基因元素、与之相关的文化定位分析不够;对其创新
2023年10月,青年作家杨知寒以短篇小说集《一团坚冰》摘得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两个月后,杨知寒摘得第五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前者由中国著名的商业文化出版品牌主理,后者则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下辖的老牌文学杂志《钟山》主办。相比于她的同代人,杨知寒无比幸运地快速获得了体制内外文学界的认可。 无论作家本人是否愿意承认,这种认可无疑与她的故乡东北有关。“《钟山》之星”评奖委员会就认为杨知寒“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写作学学科式微。原本属于中文专业至关重要的学科门类,似乎一夜之间就从学科架构中消失了。大学的写作教研室大多被撤销,教写作的教师纷纷转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高校的考评机制制约了讲授写作的教师的个人发展。因为科研成果是考核高校教师的硬指标,但文学创作不能算作科研成果。而且,可以作为科研成果的有关写作学的理论文章,既难写,更难以发表。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写作》,是硕果仅存
一、中国侦探小说史的“断裂说”与“消亡说” 在中国通俗文学史或侦探小说史叙述中,常常将20世纪50—70年代指认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断裂”与“消亡”阶段。确实,在20世纪50年代,从一系列侦探小说杂志的陆续停刊(如《大侦探》《新侦探》《红皮书》)或南迁至香港(如《蓝皮书》),到“霍桑探案”“侠盗鲁平奇案”等中国本土系列侦探小说创作的终结,从《福尔摩斯探案》等西方侦探小说译介作品饱受意识形态批判,到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来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影响甚大。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决定了此后中国政治的格局与走向,那么抗日战争则超越了当代中国政治架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强化了人民的国家意识,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和世界观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抗日战争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深刻影响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然而,此前无论是相关历史教科书,还是相关
“典型”作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可谓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从20世纪20至30年代经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而迅速崛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俨然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导规范,再到新时期之后走向衰落的过程,表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典型正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似乎再难吸引作家与批评家的注意。但是正如丁帆先生所言,“现实主义并不是时代的弃儿,问题是我们
从审美的角度、受欢迎的程度看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其并不亚于经典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品。特别是对于广州人民而言,他们由衷地喜爱这部地域性与革命性完美结合的红色小说。《三家巷》1959年8月3日开始在《羊城晚报·花地》连载,“每天下午3点左右当《羊城晚报》出报了,广州的街头巷尾广大读者争相购买晚报,首先打开二版以先看《花地》副刊连载的小说《三家巷》为快”①。这绝不是历史追忆者的夸张性表述,作
《我们夫妇之间》作为曾引发全国性关注,也遭到猛烈批判的小说,既承接着现代文学史上左翼文学、革命文学里“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遗风流韵,也开启了左翼文学从现代迈进当代的新抒情传统。《我们夫妇之间》叙述的无非是革命队伍里一对夫妇的情感风波、思想风波,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种题材的小说众多。然而,这篇小说创作发表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该小说显然不可能仅是着眼于家庭关系的描写,更是对革命夫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启,工业、农业、国防等各领域展现出全新面貌。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它试图改变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个体劳动形式,消除农民的小生产者思想与私有观念。这不但引起了农村原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引起了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动,使中国农民的思想与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场社会变革在文学上的呈现也非常明显。像李凖、赵树理
197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作为《文化与社会》的续编出版,很快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威廉斯在序言中强调,这本书“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它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①。在他看来,所谓的关键词包括了两种相关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
理性地思考现代中国一直是学界的主流。晚清已降,国运维艰,时人士夫多奉“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万全之法。他们严阵以待,祭出科学、启蒙等理性法则济世。真切有余,却存在不落地的嫌疑。晚近的趋势之一是在辩证身心的不能二分,强调高蹈的思想变革以外,还有一个卑俗的感官世界。此世界充斥物欲、情绪、发肤的感受,且未经严密的组织,缺少必要的正当性。可基于人的复杂,学者们坚信这不可见的世界,有它无可取代的作用,至少在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雷蒙·威廉斯的初衷是“要指
“全球”与“世界”相似,并非天然存在、不证自明的范畴。虽然全球史研究者可以将跨洲际的交流上溯到公元10世纪,但是,对全球图景的想象和有关全球化的表述,直到20世纪初才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进入公共话语①。根据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的考证,全球化真正形成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品格,并且在学术研究领域“火爆流行”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事②。随着资本流动、族群迁徙、信息交换、时空压缩和技术迭代
老藤以其深厚的文学情结和执着的创作精神,对小说文体孜孜以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仅长篇小说就已出版了10部:《刀兵过》《战国红》《铜行里》《腊头驿》《鼓掌》《樱花之旅》《苍穹之眼》《北地》《北障》《北爱》。新近出版的《草木志》①,是他的第11部长篇,小说聚焦新时代乡村振兴,又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2024年1—2月“中国好书”。 《草木志》原载于《芙蓉
王德威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中有如下设问:在曾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的“东北”盛况不再,亟须“振兴”的现实语境下,“如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振兴’东北?”可能的方法之一,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然而所谓“东北故事”,并非仅为“虚构的起承转合”,而是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体”,亦即“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①。如此,“文学东北”必然关联
读过林白小说《北流》,几乎等同于在南方方言里浸染过了。小说中有意夹杂的北流话,虽不至于帮读者速成一门方言,但若此时转而阅读语言较为规范的普通话文学作品,便能觉察到日常使用的普通话是多么圆润、饱满,甚至是有些明亮得突兀了。即便对比林白本人的普通话旧作,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方言与普通话阅读感受上的差异,仅是《北流》带来的鲜活体验之一。从陌生字词及组合开始,在林白饶有兴致的引导之下,读者于小
徐兆寿《补天·雍州正传》(以下简称《补天》)是他的“西部自觉写作”的第五部著作(前四部分别为《鸠摩罗什》《话说五凉》《斯文凉州》《西行悟道》)。该书的创作,其动机一如书名所示,首先是“雍州正传”,即此书是要“为家乡凉州书写的历史文化传记”①;其次是更为深层的“补天”追求,即如作者所言:“我写作不是要取悦于谁,也不需要顾及太多。但是,我相信这是一次真正的启蒙。人们会因此而重新去思考中华文明和人类的上
三三小说集《晚春》①的目录被做成一张地图,从春色将逝的杭州到日光照影的北京,再到溽暑造极的巴黎以及一片废墟的以弗所,一群漫游者迁移的足迹构成了流动的故事。他们游荡于不同的城市空间,追寻着时间流逝后的痛苦、抑郁和死亡,勾勒出复杂现实与幽暗人心叠加出的各式人生。当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在人物视角的转换中并置一起,关于信仰、心灵、感情等方面的种种头绪开始汇集,在小说中张开了一张笼络起内心世界与外部牵连的网
孪生子母题,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母题,在民间故事中也较为普遍。其书写的往往是直接涉及亲属关系及家庭内部和谐的大问题,在民国旧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中,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形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看点”。金庸小说在此方面也展示了许多令人耳熟能详的精彩故事,值得关注。 一、金庸小说中的孪生子母题与“真假难辨”式书写 金庸非常偏爱作品的喜剧性,孪生子真假难辨母题多次出现。《射雕英雄传》中的
自叙传文本是进入作家心灵世界的“密钥”,最为经典的公案当属鲁迅的“幻灯片事件”。该事件通过鲁迅的随笔体自叙传《藤野先生》的叙述并经由几代学者的阐读与演绎,被认为是促使鲁迅做出“弃医从文”这一历史决断的“关键性瞬间”,甚至有学者视其为“仙台神话”①。然而日本鲁迅研究界却对该“神话”予以解构,质疑“幻灯片事件”叙事的真实性问题②,如竹内好认为,“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
荷尔德林用“灾变”(Catastrophe)这个概念讨论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中,两位英雄在“崇高时刻”被命运终结的悲剧。夏可君以“灾变”为文眼,讨论海子的诗歌,撰写《“计算的法度”:?日记?的绝对性——从荷尔德林与策兰出发》一文。夏可君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现代汉语,是不同于传统俗语的现代白话文,其发生,就处于不断的灾变之中,无论是它在历史政治上没有准备的被迫改变,还是在一片反文
即便以较为宽容的诗学标准为参照,辛欣的《伟大与猥琐》一诗仍然应该被认定为“口水诗”,原因是诗中作者较为突出的戏谑态度与经典文学的严肃写作观念形成对立。但是,在这首诗戏谑的表达中,我们悄然间发现了关于“新世界”的信息,“可这个世界无法使我/心无杂念地/去想一件神圣的事/诸多的诱惑/使我想着想着/就想歪了”①。“我”显然更接近于一个自说自话的叙事者,但其间透露出的狡黠幽默感却难以让读者轻松大笑。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