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卑湿酷热的湖南永州用滂沱的大雨迎来了一位颇负才气的大师。永州太寂寞,瘴气和兽类充斥着山野河泽,唯独缺少智慧的生命和浩荡的人文精神,于是,好像上天有意要安排一位文化使者来开拓永州的蒙昧与蛮荒,柳宗元蹒跚而来。 柳宗元的心境异常复杂。这里没有京师的繁华与喧嚣,有的只是孤寂落寞的宁静。事实上,在奔赴永州之前,柳宗元的人生一直都是畅达而风光的,作为河东名门望族后裔,柳宗元少有才名,年仅十三
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 今译 人的生死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夜晚与白昼一样,是自然规律。人无法改变自然,这是万物的本性。人们认为天创造了一切,终生敬天如侍奉父母,更何况那卓越的道!人们认为君主远远超越自己,心甘情愿为君主效命,更何况那远高于君主的“真”! 说庄子 在
当笔者写下这个题目时,首先想到的是《秋菊打官司》。笔者从中悟到的东西是秋菊不屈不挠逐级上告,只为讨个说法、找个讲理的地方。其实,所谓说法、讲理、给个理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本是普罗大众的基本诉求;展开来讲,既然我们今天如约会误点、上课迟到、开会缺席,都要找出理由,那么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重要的改朝换代,又怎能没有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呢?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为什么要有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如果说上
所罗门断子案可能早已熟为人知,在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故事。郑克《折狱龟鉴》卷六载: 前汉时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其妇俱怀妊,长妇胎伤,匿之;弟妇生男,夺为己子,论争三年不决。郡守黄霸使人抱儿于庭中,乃令娣姒竞取之。既而长妇持之甚猛,弟妇恐有所伤,情极凄怆。霸乃叱长妇曰:“汝贪家财,固欲得儿,宁虑或有所伤乎?此事审矣,即还弟妇儿!”长妇乃服罪。 这个故事是用来颂扬循吏黄霸英明睿智、断案如神的。但是
释善住(1278—约1330),字无住,号云屋。吴郡人,曾居郡城报恩寺。与士大夫仇远、宋无、赵孟、白珽、虞集等人唱和。《全元诗》收其诗793首。《吴中人物志》卷十二有小传曰:“善住字无住,精于诗,有《谷响集》。仇远、白珽为序。仇称其‘五言似随州,七言似丁卯,绝句似樊川,古诗出韦、陶诸作’。”传记甚略,未言其法系师承。今考明释道衍《诸上善人咏·云屋善住和尚》曰:“行门清净玉壶冰,的是苏台福慧僧。天上
“笔记”:被凿破的“浑沌” 前贤与时贤历数诸多“笔记”文体复杂混乱的问题,其中既包括因内容繁杂造成的目录学入类困难,也包括“笔记”“笔记小说”“小说”等概念使用的混乱等等。而这些正是“笔记”这种文体本质特征的具体表现。先师刘叶秋先生在《历代笔记概述》中明确总结出“笔记”文体的两大特征,即内容的“杂”和形式的“散”。此可谓高屋建瓴的通透概括。理解了这两大特征,大抵可以豁然开朗:原来诸多“笔记”文体
中国古代职官与文学关系密切且互动不绝,有晋一代,在傅咸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傅氏在武帝、惠帝二朝职任迁转较为频繁,先后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司徒左长史、车骑司马、尚书左丞、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河南郡中正、司隶校尉等职,有“贞臣”之誉;另一方面,傅咸创作活跃,不论从史志目录之著录卷数还是今见诗文之体量进行考察,在同时代文学家中均居前列,更不乏价值与特色之篇。其中,多篇诗文与其职官存在千丝万缕
每当新学年初始,文学史课上我总要讲到杨素的《山斋独坐赠薛内史》—这个自言“但恐富贵来逼”而后果然贵盛得“近古未闻”的杨隋重臣,此刻正遁于四山环抱、云雾缭绕的山斋之中:窗外古树深溪,幽石空岩,庭前落花入户,细草当阶。清晨,他看到远山因初阳透射而一片澄澈,自己的竹室也为之虚白清朗,日出时分的静寂空明,多么令人心醉!想过去,一个人日甚一日地煊赫起来,浑身都在闹场中,正不妨处一处虚空幽寂,由这虚寂之境以获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宋之词与元之曲,关系至为密切,递嬗迹象亦颇为明显,较之诗与词之变,词与曲之变,似更为明晰、显豁。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未有曲时,词即是曲;既有曲时,曲可悟词。苟曲理未明,词亦恐难独善矣。”又云:“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并谓“词、辞相通”,遂引《春秋左传正义》“襄二十九年”:“声随辞变,曲尽更歌。”称“此可谓词曲合一之证”。 且看柳永的一首《传花枝》
西汉末年,文献典籍的数量达到新高峰,刘向、刘歆父子奉命对内廷藏书进行整理,按照内容、流别分类编目,分别汇编成《别录》《七略》,我国传统目录学便滥觞于此。借助目录的辅助,即使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读者也能迅速、便捷地寻找到所需书籍,达到事半功倍之效。不过,图书文献的分类方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适应时代赋予的新内容、新需求,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通过对比《汉书·艺文志》的“六分法”与《隋书·经籍志》的“
“鹖冠”,一般认为是一种武冠。古书有《鹖冠子》,是成书于战国晚期的道家子书。“鹖冠”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出三种不同的象征功能。本文试图分析这三种象征功能,并挖掘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蕴和深远的文化渊源。 象征武勇的“鹖苏”“鹖尾” “鹖冠”作为武士之冠,是最为通行的用法。《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武官取勇斗之鸟的羽毛做鹖冠,“加双鹖尾,竖左右”,象征勇武,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 早期文
现今商业社会,商家为了出售自家商品,动辄推出新品发布会、饥饿销售等营销策略,甚至不惜花巨资聘请形象代言人做广告宣传。汉代由官、私作坊铸造的青铜镜产品,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大量证据显示,汉代工匠和商人常会编造带有吉语性质的“广告”顺口溜、套用工官印记、建立家族品牌等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以期在市场竞争中提高青铜镜的商业份额和利润率,这也从商业行为层面为研究汉代青铜镜铭提供了新视角。 铜镜既是古人照面修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不论是神秘富饶的曾经还是整洁现代的当下都显现出巨大的吸引力。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相邻,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各类文艺中从不乏对中国的描绘与想象,西部重镇敦煌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以来,“敦煌”逐渐被发现,松冈让、井上靖等日本作家出版了以敦煌为题材的小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更涌现出大量与敦煌相关的文艺作品,这些创作者们或在写作时未曾亲身到过敦煌,或带着自身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