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国家档案馆建立国际合作关系以解决电子表格长期保存问题 当前,丹麦国家档案馆多采用TIFF格式保存电子表格,这也是国际常用的电子表格长期保存格式。但该格式却难以实现数据的快速提取与再利用,因为数据在被存储为图像格式后,需要通过OCR识别才能再次使用,这为档案数据价值的充分发挥带来了挑战。 为解决该困境,丹麦国家档案馆与荷兰国家档案馆、爱沙尼亚国家档案馆、欧盟开放存储基金会(Open Pres
本文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全局出发,对目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档案以及图书、情报相关研究热点进行整理与互鉴研究,分析其研究主题和发展方向,以期为未来档案、图情学科及工作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建议。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下档案服务研究现状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分析,根据现有不足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利用质性分析工具对44篇文献进行分析,指出现有研究在档案工作机制、文化建设和档案资源建设方面研究较为充分,在档案技术、服务经济产业和人才的培养方面研究较为不足。将来应把加强对文化传承的研究、支持产业经济、加强人才培养、档案服务技术创新和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作为研究重点。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法制建设,红色档案所见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多元路径主要包括国家机关报等报刊专栏、重大案件的公开审判以及宣传标语与相关教育培训活动以实现宣传教育的目标。从红色档案中记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多元路径,指出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立足新诉求与新实际,明确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与方法性,实现党的宣传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通过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质性分析方法,以CNKI为本次研究的基本信息源,对相关文献发表的年度分布、关键词共现和突现分析、作者分布、研究内容等进行知识图谱和可视化分析,总结我国数字档案存储与备份问题研究现状,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档案存储与备份研究聚焦于对存储与备份技术的研究,同时对相关法规和标准进行了解读。但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研究专题,研究的追踪性和深度较差;同时该课题在实践领域出现的现象有待更深一步研究,视野也应从档案界内扩展到人类实践活动的更广阔的领域中去。
数智技术,直接导致我国千行百业的原始数据形成,其管理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为适应从人人相连走向万物智联的大数据安全管理,需要对我国高等教育相关学科专业进行系统研究。梳理数字技术对我国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原始记录形成和管理的作用影响之后,提出传统的“中国档案学”学科将演进为“档案大数据工程”学科。并且指出,档案大数据工程学科高等教育包括“管理文秘”“数据资源管理”“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尝试提出以上几个专业建设的发展方向。
在新时代“双一流”学校、学科建设背景下,提升课程思政建设质量和水平,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本文主要对我国档案学领域的课程思政研究进展进行分析与归纳,通过对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归纳,从宏观、中观、微观方面总结了档案学领域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其主要包括缺乏整体规划,思政元素添加生硬,缺乏教学手段创新等。据此探讨了课程思政发展建设的若干建议,以期对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有所参考或启发,助力高校“双万计划”建设。
笔者的“四正”,从名分、本义、学理、法律上已弄清Records的含义,但坚持“Records文件观”者依旧质疑:若Records是档案,那Archives是什么?两者并列时又怎么翻译?还有人说Records是记录。既然是英语和法语带来的问题,循着英法档案历史去寻找,才是解铃的关键:以英法八百年档案工作中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线,探求其档案的源流、本质、内含及演变,为档案概念正史。
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本次更名后档案学将迎来新的机遇,学科内涵和外延将有效拓宽,但也面临着专业特色消失、学科地位弱化等危机。档案学专业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是学科长久发展的生命线和本质要求,这就要提高档案学专业认同。梳理档案学科的一级学科归属,分析更名后对于提升专业认同的优势条件,提出固本培元——社会认同、守正创新——行业认同、以生为本——学生认同的专业认同路径。
本文从信息化大势下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框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档案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策略。首先,基于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框架,明确了框架内在逻辑和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档案学科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框架下的位置并探讨了信息环境对档案学科的影响,提出了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五项原则、六个步骤、七条措施和跨学科研究方法。最后,围绕档案学科话语体系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本学科应拓宽学科视野,增强交叉融合的研究力度,以推动档案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
认清档案资政服务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对提升档案资政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驱动档案资政服务的社会机制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资政服务发生机制为研究目标,运用DBO理论的机制解释模型,基于档案机构和公共决策机构的动机及其互动机会的分析框架,建构了档案资政服务的履职型交往机制、发展型交流机制和价值共创型交融机制三类具体机制。通过对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工作案例的过程追踪,验证和分析三类档案资政服务机制的运行及特点,以期实现机制的进一步优化和健全。
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是为规范档案行政执法裁量权的使用而制定的细化标准。我国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设定的地方经验表明,“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为其主要技术构造。然而,既有的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存在碎片化严重、内容粗糙与冗余并存以及类型单一等方面的问题,难以满足档案执法实践的需求。需要通过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三个层面的规范供给,强化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体系性;通过进一步细化裁量因子,引入效果格化的“公式法”,将其他档案行政规则中的裁量权控制内容整合入裁量基准,提升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技术理性;通过将裁量基准类型拓展至档案行政许可、档案开放和档案监督检查,实现对档案行政执法权的全域式控制。
数字档案资源共享与档案个人信息保护均是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档案工作实践中,二者之间存在冲突,表现为数字档案共享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个人知情不足、内容难以遗忘、保护责任缺位等问题。调和冲突需要从档案个人信息类型和档案机构保护职责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平衡原则下,根据数字档案中个人信息承载的利益形态将其分类,并让个人基于不同个人信息类型来行使权利;二是在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理念下,梳理档案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职责,并结合数字档案共享过程进行职责配置。
本文运用PDCA循环和质量三元论方法,分析当前档案数据质量控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对应的优化策略:以档案利用为目标,科学合理地做好项目统筹规划;加强沟通协作,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建立全方位的质量检测体系,提高质量检测能力;注重项目成文信息的记录、保存、总结改进,以达到全面提高档案数据质量的目标。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了我国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公共事业向着数字化、智慧化的方向发展,也为档案事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提出档案数智库理论概念、构建机理及在纪检监察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实践应用,旨在为数字中国背景下档案事业数智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探讨“数字人文档案”概念的内涵及意义,剖析数字人文档案与国家记忆工程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持。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数字人文档案与国家记忆工程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提出“数字人文档案”的内涵是将数字人文成果以档案的形式进行保存、管理和利用,并分析了数字人文档案与国家记忆工程对记忆资源维护的相互促进关系。
本文以数字人文视角为基础,研究了档案数据化与国家记忆保护和传承的关系。旨在探讨档案数据化在国家记忆工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和支持关系。在简要阐述数字人文与档案数据的关系及相互作用后,首先对既有档案数据化定义进行了梳理,并给出了新的定义;接着讨论了档案数据化的特点、优势及意义。随后从国家记忆工程的定义、重要性、目标、内容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以揭示其内涵和目标。然后通过对档案数据化与国家记忆工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发现档案数据化对于推进和保护国家记忆工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提出了未来应加强档案数据化技术研究与应用,提高档案资源的数字化水平,继续完善国家记忆工程建设,以推动档案数据化与国家记忆工程更深入地融合。
开发档案文化产品具有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效益。从学理层面分析档案文化产品的定位与取向,对于我国档案文化产品的理论构建与建设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深入文化定义进行探索后可发现,作为“生活方式”的档案文化是档案文化研究的当前趋向,基于此,档案文化产品应当定位为档案文化引导、影响和制约大众,并与大众沟通的“中介”,其既能在社会层面凝聚民众精神,又能在个体层面影响思维观念。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取向不是档案信息内容的复写,而应围绕档案文化的“守真”内核传达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规范,进而实现主体的文化再生产。作为互动解谜类档案文创的典型案例,苏州《第七档案室》在实践上生动阐释了档案文化产品的“守真”内核,在验证上述理论猜想的同时亦为档案文化产业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是研究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重要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典型代表有《藏四茹兵册》。本文从历史军事档案角度解读《藏四茹兵册》,考察其表征、主旨和制度,探讨其在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上的成就。旨在以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为凭据,考量清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阐释西藏地方各民族军事制度之间存在多元“互鉴”,以证明西藏地方档案是中华多民族历史档案的有机构成部分,进而阐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粉碎西方反华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
文旅融合发展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带来新契机。孟子及其家族扎根邹鲁之地绵延发展两千余年,形成与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对满足高品质旅游需求、推进文旅地域融合、提振文旅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地方政府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全面保护孟府文化遗产、丰富文旅融合产品供给等举措不断深化文旅融合程度,仍需增进与人的联系、紧密与技术的链接、缓解历史与现实的冲突关系以优化孟府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本文在调研国内代表性数字展厅基础上,分析档案数字展厅五大特征,而后运用主流开发语言和框架,指导开发数字展厅系统,最后以中福公司历史档案为题材,给出了历史档案数字展厅的技术优化、搭建流程、叙事建构及创意呈现方案,以期为档案数字资源开发利用探索新途径。
本文从中心思想、新技术应用与内容的融合三个角度,探讨了档案展览设计的发展趋势。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案例分析,以及对当前存在的偏见进行检视,阐述了技术与内容相辅相成、双轮驱动、共同推动档案展览设计成功的观点;提出了将技术和内容以及背后的中心思想或主题视为档案展览设计的“双核”思维方法。
文章首先解读在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方式下的大型城建项目电子档案的内容与特点,其次从大型城建项目单位与城建档案馆工作实况出发研究两方档案工作中的痛点与难点,最后尝试提出可能的对策:打造全周期线上电子档案管理与移交渠道、落实管理责任主体与责任范围、细化电子档案归档节点、助力提升电子档案移交质量。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业务数据已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数据归档的需求日益迫切。文章从数据归档概念研究出发,阐述了数据归档的意义,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国网青海电力”)为例,梳理出绿色能源业务数据的特点及问题,并基于自身业务情况和管理需要,对数据归档的工作组织、制度规范、归档方式以及档案数据共享利用进行研究与验证,探讨绿色能源业务数据归档的实现路径。
在档案管理中,元数据是描述档案内容、结构、背景等属性的数据,有助于高效管理电子档案,保障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基于识别、收集和管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原生电子文件携带的大量元数据的现实需要,通过调查,分析元数据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业务活动中呈现出的特殊性,厘清目前元数据归档工作的难点,提出元数据归档的三条优化路径,并探析科学的元数据归档方案,力图解决目前存在的元数据归档范围不明确、内容不清晰等问题。
随着“十四五”期间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测绘行业的档案数字化成效显著。但是,由于起步晚、发展快,测绘档案数字化过程中的质量管理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湖北省测绘成果档案馆为主要调查对象,以全国代表性测绘档案馆(室)为案例,通过网络调查、个人访谈等方法,分析了测绘档案数字化质量管理现状,提出了以“全面质量管理”为理论基础、以“PDCA循环”为框架的测绘档案数字化质量管理体系框架,以期提升测绘数字化质量并为其他行业提供参考。
本文依据国家法规和相关行业有关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在充分了解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档案管理、设计单元工程档案检查评定与专项验收等情况的基础上,从档案数据治理角度入手,对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竣工验收阶段档案专项验收的重点、难点及重要节点控制措施进行研究,以期为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与可视化软件,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2016年—2022年全文转载论文展开分析,发现转载刊物绝大多数为中文核心期刊,载文作者多来源于高校,且地域分布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主要形成了档案数据、档案新功能、电子文件、档案管理和档案服务等热点主题,预测今后将以档案数智化、档案安全、档案治理、档案学分支学科及国外档案事业等作为主要探讨方向。
本文以档案学8种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运用布拉德福定律的分区理论、文献计量词频统计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方法,研究近十年间档案学科的研究热点及其演化。研究得到了,2011—2015年五年间与2016—2020年五年间的研究炙热点、重要研究热点、一般研究热点,以及这些研究热点的动态变化;得到了2011—2020年十年间的研究炙热点和持续重要研究热点。研究发现,目前阶段,档案学科的研究幅度变化不大,学科研究发展相对比较稳定。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把握档案学的研究热点及其渐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档案学的发展趋势,是我们了解与把握档案学研究与发展的重要参考。
档案展览是档案馆开发利用档案,实现档案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以韩国国家记录院、总统档案馆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分析韩国有关档案展览文献、政策法规及相关案例,归纳韩国档案展览工作特色,即坚持用户中心导向,联合多元主体,配合多种延伸型教育服务,多维度诠释展览内容。借鉴其成熟经验,可以从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推动多元主体参展办展、注重延伸展览内容、不断创新展览形式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国内档案馆展览工作。
长期在安庆办学的安徽大学,在1949年后先是搬至芜湖,再从芜湖迁建合肥。除校址变动外,安徽大学还经历了院系调整、校名变更等重大变革。本文从新近发现的档案史料出发,初步探讨这些变革的深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变革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直接决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