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是什么?我的批评观是什么?这种本质主义的发问,令人心力交瘁。本质真有那么重要吗?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思想中极力反对所谓“世界本质”,并仅仅承认事物的相似性。至于一些事物何以会被称作语言、世界与事实,他则提出“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予以解释。也即,所谓本质也即是事物共享了某些家族相似性而已。如果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世界结构的这种反本质主义认知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话,那么,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学术行动命名,何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从1979年成立至今已经45个年头,始终引领现代文学研究的航向,积极推进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学人薪火相传,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风雨历程,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持重创新的学术传统,积累了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宝贵经验。 一、“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新时期”以来45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研
严家炎先生的执教治学生涯超过一个甲子,2021年8月其学术集大成之十卷本《严家炎全集》面世,同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举办了“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并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授予先生学术贡献奖。2023年4月《严家炎全集》又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同年11月14日为庆贺先生九十华诞,中国现代文学馆经过精心筹划,隆重举办了盛大的严家炎学术文献展暨学术座谈会。这些纷至沓来、众望
钱理群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是第三代学人中的代表性和标志性学者,也是学界的常青树,多年来笔耕不辍。在《我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学人研究——在“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一文中,钱理群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81—2002):学院任教21年,从事文学领域专业化研究,主要是鲁迅、周作人、曹禺研究,以及现代文学史研究。 第二时期(2002—2
黄修己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的获得者,其学术研究的历程显然值得学界重视。陈希①和刘进才②曾关注这一问题,他们都注意到,黄修己先生从赵树理研究起步,走向文学史和学科史研究。商金林将黄修己先生的这一历程,概括为“由专到博”③。这确为的诠,但商金林并未对此历程展开论述,陈希、刘进才论述了黄修己先生的学术历程,但未围绕“由专到博”这一主题进行。本文试图在他们的基础上“接着讲”,围绕“由专到
刘中树先生1935年出生于吉林集安。13岁就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并亲历革命工作。1954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文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留校任教后,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刘中树从鲁迅研究出发不断向周边研究领域拓展和延伸,逐渐进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等领域。在治学过程中,他主动谋划和开拓了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东北与东北亚地域
一九七九年一月,在教育部于北京召开的一次现代文学教材审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组织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参加筹备会议的,有全国部分高等院校的代表二十余人。……筹备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院校范围内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议选举王瑶同志任会长,田仲济、任舫秋同志任副会长。 经这次北京筹备会以及随后在西安举行的现代文学教材会议代表们的酝酿协商,推选出学会理事……并指定其中部分同志组成秘书处。会
在王蒙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即男性由于厌倦或觉醒,而要决绝挣脱既有婚恋束缚或伦理规范,继而选择离家“出走”,并孤绝地在家庭之外寻找爱情、自由和理想生活。这些出走的男性有倪吾诚(《活动变人形》,1985)、苏尔葆(《生死恋》,2019)、傅大成(《笑的风》,2020)等。他们把传统婚姻当作束缚自己的“五行山”和“仙人绳”,为了做“热烈的活人”,毅然别家,投身到重建新生的悲喜中,
沈杏培教授是与我时有切磋的青年朋友。当年丁帆教授、朱晓进教授、姚文放教授和我分别在文学院主事,学术交流密切,毫无门户藩篱,对各自门下的学生也比较熟悉。我记不清第一次和杏培见面的时间,但他对学术的抱负和进取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杏培因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而引人注目,博士毕业十余年,锲而不舍,已是一位成熟的批评家和学者。日前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博士来东吴校园聊天,说起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求学时的几位老
最初与杏培相识,是由于责编一篇他的论文。《文艺研究》的办刊风格虽然以成熟、稳重著称,但一直欢迎有风格、有锐气的文章。只不过在国内的人文学术界,人们更愿意通过著书立说正面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很少有学者尝试公开与同行就某个学术话题展开讨论或争辩,坦诚、尖锐的批评性文字更是极为少见。因此,最初读到杏培的投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时,我既感到非常惊讶,也深感钦佩。这篇文章认为,在中国
祝贺《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简称《编写史》)的出版。曾令存写这本书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我们知道,自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当代文学史,据《编写史》的统计有199部。这个数字可能不是那么准确,但数目大致相差不多,这还不包括台湾、香港文学史,也不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知青文学、女性文学等体裁、专题史。这么多的成果,有什么经验,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以下简称《编写史》),是曾令存的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这部著作写作了十多年的时间,一个人能够用十多年的时间面对一部著作,这个时代好像已经很久远了。因此曾令存很像一个“出土文物”式的学者。我们应该向他表达敬意。《编写史》的出版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相关的一些问题。我的想法大体有这样三点: 第一,文学史编撰的中国与世界。 《编写史》涉及当下影
一、谁可以是“失败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呈现出持续繁荣的景象,曾令存教授新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2023)的出版即是可喜的收获。据该书所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情况(1949—2019)”统计,1980—2019年间,大陆共新出当代文学史教材199种。但如此之多的当代文学史却让人“沮丧”:“我们提出了那么多观念,出版了那么多著述,召开了那么多会议,发生
一、以视差为起点 如果从1904年京师大学堂国文教师林传甲编写《中国文学史》算起,到2024年,中国人编写文学史已历经整整120年。2024年伊始,北京中间美术馆举办“当代文学史编写的问题、方法与可能性”工作坊,不啻发出一束朝向历史起源的回声,亦是一份及时坦诚的总结,召唤对于文学史编写经验与难题的再度关注。此次工作坊以曾令存教授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北京出版社20
一、《管锥编》里的西学“捧哏” 一个人想善始善终做一件有分量的事真难,难就难在:没有比随机编个理由引诱自己偷懒,更容易了。 皆谓《管锥编》是钱锺书最有分量的标志性名著,也颇有人直觉谁能通读乃至读通“文化昆仑”头上的那顶皇冠,谁也就有资格体认何谓学术高度。然欲不折不扣地将此事做到位,又真的很难,因为这亟须坚忍,几近不计成本地先掷几十年时间去陪《管锥编》[抑或全部钱锺书著作(以下简称“钱著”)]跑
话语体系建设是近年来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在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居基础地位,也属难点领域问题。儿童文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自身独立的学科背景与时代任务,是反映学科与理论自觉、思想创新、原创儿童文学国内国际影响力的根本内容与价值指标。话语体系是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话语表达与呈现系统,话语自信是学科发展成熟度的自然反映。理论创新在推进中国特色儿童文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着举足
“何谓文学”与“文学何为”的命题在中西文化迁徙的融合与创生阶段,文学发展中形成的相对稳定且权威的认知观念遭受了历史境遇性的瓦解,尤以“五四”前后的翻译热潮,以及文学观念的革变与新旧文学秩序的确立为重要契机,二者同步推动了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现代性与本体论的问题至此从学理的层面浮出地表,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及作家群重新思索的话题。一方面,从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来看,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
一、网络亚文化视域下的“阈限空间” 从传统的、个体的到现如今互动的、参与的、社会介入的艺术形式,可以看到一种当代审美趋势的转变,而媒介的变迁可以说在这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决定着艺术形式的转向。不同的媒介承载着不同的关系与系统,例如表象、符号、交互、情绪等系统;不同媒介对其传播方式、受众范围、影响力等也会存在较大的区别,即使对象拥有着相同的属性内容。所以,各自媒介的特性和其引发的创作、传播
按语:孙犁是杰出的革命文学作家,也是公认的当代散文大家。2023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邀请国内长期关注孙犁并在相关研究领域有突出表现的学界同人,举办了“孙犁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围绕孙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本辑选取其中三篇文章,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杨联芬 一 我曾经用“新京派”这个概念来梳理过当代文学的一种形态的变化。那时候就把孙犁列入其中,原
引言 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12月号。从当时杂志的栏目编排看,《铁木前传》排在小说栏头条位置,标题字号是黑体大号字,十分显豁突出。作品的编排,显示编辑部对这篇作品的肯定和重视。 本来,孙犁最初是将这篇新作送给天津的《新港》杂志的,《新港》没有采用,作者才转给北京的《人民文学》。《新港》拒登孙犁新作的理由是什么?据王林日记透露:“《铁木前传》要在《人民文学》
1946—1949年作为大时代背景的微观侧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特别关注的重要时间点。抗战胜利之后,左翼文艺已然成为最强大的文艺力量,逐渐左右着当时的文艺界。这种所谓的“左右”,就是“决定文学界走向,对文学的状况实施‘规范’”。洪子诚先生对此还有相当精当的概括:“到了40年代后期,更成了左右当时文学局势的文学派别……他们在抗战之后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传播延安文艺整风确立的‘文艺新方向’,并随着
1860年,清王朝在短短20年之内再次落败于英法两国。其后一些中国思想家试探性地转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帝国,但这样有远见的人却寥寥无几。他们并未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因而通常是在国家军事化领域获取技术支援,以此来抗衡那些曾经以强大军事实力战胜他们的西方敌手。彼时被引进来的西方事物几乎都被视为中西文明对峙下较低等一方的无关紧要的产品。1895年,中国被后来居上的军事强国日本击败
20世纪初,当中国读者建立世界文学观时,一个文学群体引起了他们的特别关注:“弱小民族”,又被称为“被侮辱和被压迫/损害的民族”②。虽然这类文学通常指代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地区产生的作品,但其定义并不严谨③。正如“民族”一词的内涵会随着语境和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前面修饰词(弱小/被侮辱/被压迫/被损害)所传达的思想也各有不同。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这类文学的界定在不同历史时期借鉴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包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长城不是一代修成的,西南剧展不是一开始就目标远大、意义宏深的。众所周知,西南剧展包括三大内容:戏剧展览、戏剧工作者大会和戏剧资料展览。然而,这三大内容并非会议筹办之初完全决定,而是在策划和筹办的过程中逐渐丰富。可以说,正是在策划和筹办的过程中,随着各方人士的建议和参与,集思广益,西南剧展的内容逐渐丰富,目标逐渐远大,意义逐渐宏深。 我们努力还原西南剧展的策划和筹办过程,由此可
世界文学标识着两个基本意义,一是文学的在世界性,即强调文学的空间存在具体化;二是以文学生产全程为纽带形成的全球化覆盖,强调以文明互鉴为基础的文学世界性流通与交流,表现出对人类命运、人类价值等的关切与诉求。就此两点而言,世界文学即文学存在的基本属性,也是文学创作发展的主要方向。然而,“后全球化”在“过去30多年里”的时间里,以“全球经济的运行规则已然改变”①为基础,以对全球化的反思和纠正为逻辑脉象悄
毫无疑问,《平凡的世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现象级”作品。小说还未全部完成时,就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12月初版至今,它有约40个版次;专门做图书销售数据统计的开卷公司,从出版之日到上个月的统计数据是700多万册,仅次于800多万册的余华的《活着》,但数据的权威性,以及是否为最终数据还难以落实;1991年3月,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15年被翻拍成同名电视剧,引发收视
察中国古代诗歌史,无论是在《诗经》《楚辞》的先秦起始段,还是在唐诗、宋词、元曲的巅峰发展期,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总是胶着难分,情缘难断。作为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作家,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不仅挥散着恬淡清静的老、庄幽味,而且弥漫着一股股玄淳素雅的无为之美、虚静之美与贵真之美;同时,此三美还携卷着生机盎然的音乐气息,活泼泼地渗透在其文学创作之中。在汪曾祺的眼底处,“中国语言有四声,构成中国语言特有的音乐
一、“幻觉的”写作 残雪的小说中,除个别如《黄泥街》《痕》这样有鲜明时代指向的作品外,故事大都发生在一个时间轴和空间坐标都十分模糊的地方。这些小说的时间流逝通常没有特别强烈的线性感,小说常以季节交替展现时间的推进。如《煤的秘密》中,小说讲述了一个依赖煤矿生存的闭塞村庄的故事,时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煤具有重要性的冬季,一个是煤不那么重要的春季,而主角二保生活的激变则正好发生在春季中。再如《苍老的
从一部普通文学作品的诞生到文学史上被认可的经典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经典化。文学经典建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除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的空间外,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都是影响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内外部要素①。如果说作为通俗文学的金庸武侠小说经历了从报刊连载到后来的十年修改,提升了作品艺术品格,使其最终得到学界
地方文化集聚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及深厚的文化气息。以湖北为例,从楚文化中的浪漫内核到黄鹤楼的传奇韵味,湖北文化散发着独具特色的审美理念与人文精神,为当代水彩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赋予了积极的影响。探究湖北文化对水彩艺术家的影响路径,既有利于传承与弘扬湖北优秀传统文化,亦能启迪艺术家激发创作热忱与动力,对丰富中国水彩艺术底蕴具有重大价值。 通过深入探究湖北文化历史及艺术特色,明确湖北文化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