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派文学批评崛起,取得丰硕成果。我自己正是在学院建制与培养方案的规定下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初步了解何为批评与批评何为的。但身处“学术”与“思想”分野的漫长余波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批评实践中的撕裂感,亦即“经典的”与“社会的”、“知识的”与“生活的”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这种隔膜同样横亘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之间。 与此同时,当代文学与文化正在经历巨变,称之为“数
二十二年前,我去苏州大学参加王尧教授办的小说家论坛,当时我们之间语言交流还有点障碍,但是我们创造了作家和批评家交谈最长的纪录,谈了三天三夜,后来整理出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对话录。 最近这两年王尧摇身变成了小说家,他的《民谣》写得很好。现在流行跨界,我写诗、写剧本是跨界,王尧写小说也是跨界。 2023年10月,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我的话剧新作《鳄鱼》研讨会,有四十多人发言,每人限定五分钟,都未能畅所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简称诺奖)都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事件”。这并非说诺奖的加持能一劳永逸地将一个“历史中的”作家铆定为超越时限的“经典作家”,而是莫言的获奖在各个层面都象征性地满足了自鲁迅以来中国文学对于诺奖的种种复杂情结。在中国文化现实中,种种复杂的情结已经超出了文学范畴。在学术上批评莫言的创作是正常的文学批评现象,但这些年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一些对莫言的非议
除了《鳄鱼》,莫言的剧作还有《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锦衣》等。1996年,莫言应编剧王树增之邀写作《霸王别姬》。该剧2000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上演。《我们的荆轲》发表于《钟山》2004年第2期。2015年写完初稿的《锦衣》,修改稿发表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2012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莫言的剧作集《我们的荆轲》,收入《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三
一 谪居黄州,闲来无事,除四处寻访胜迹,吟诗作赋,寄托怀抱外,苏轼还有意教导子侄。赵德麟曾在苏辙家亲见苏轼寄给侄子的书札,其中有论少年文与老年文之异同,颇有可观处: 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走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
一、走出实验室:“科学”的社会化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① 大兴的努力,正直,热诚,使自己到处碰壁。他所接触到的人,会慢慢很巧妙地把他所最珍视的“科学家”三个字变成一种嘲笑。他们要喝酒去,或是要办一件不正当的事,就老躲开“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始终有浓厚的兴趣。我对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在满怀焦虑的同时,又充满好奇心:在后疫情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动中,和我们每个人生存息息相关的文学与研究,在面对危机的同时,又迎来什么新的机遇,拥有哪些“历史再出发”的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困惑和期待下,我读到了李静的《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眼睛为之一亮:我欣喜地发现,在年轻
一 李静是我的师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妹,是严格意义上的师妹——我们都是韩毓海老师的研究生,按照流行的说法,属于一个师门。 但在李静到《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工作之前,我跟她却不熟,甚至可以说不认识,现在想起来,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韩老师没有什么门户意识,他认为学问的天地很大,不要搞成圈子、门派、江湖,就鼓励学生到不同的老师那里去学习,在观点的争鸣、知识的博弈、思想的淬炼中磨砺自己。我记得很清
时间:2023年9月16日 地点:厦门大学思明校区科学艺术中心 主办:《南方文坛》杂志、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主持人:张学昕 与会者:南帆、汪文顶、王尧、吴俊、张清华、郜元宝、文贵良、季进、何平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非常荣幸能够担任这次论坛的学术主持。我们这次论坛“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从这个角度和视角审视经典,无疑可以为我们开拓出审美活动的新路径。当
时间:2023年10月24日 地点:重庆市两江协同创新区域融合创新中心 主持人:蒋登科 与谈人:方长安、龚学敏、臧棣、朱寿桐 蒋登科(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非常高兴在第八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开幕前夕,邀请到方长安、龚学敏、臧棣、朱寿桐四位先生莅临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吕进诗学讲坛。他们之中有长期从事诗歌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有诗歌刊物的主编,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诗人,都是当下诗坛的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更衣对照亦惘然——张爱玲作品中的衣饰》,把《更衣记》和《对照记》放在一起讨论,也涉及影像和服装。但这次我又重新学习了巴赫金的“边界”理论,就想把它放进来一起讨论,其实是把《对照记》放在中国摄影史和现代服装史这么一个交界、交叉的地方,来探讨能不能用这个“边界”来展开、研究现代文学的可能。为什么说这是在中国摄影史的边界上?我们知道,现代摄影是1839年发明的,它在1840年—
最近,西南某大学文学院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民间、民俗与地方文学的当代价值”。朋友圈里,好几位与会者转发了会议信息。我在一位朋友转发的信息下面留言:“‘民间’、‘民俗’是并列的概念吗?啥叫‘地方文学’?”友人回复:“确实不够严谨。”“地方文学的当代价值”这说法的问题姑且不论,只说将“民间”与“民俗”并列,实在不应该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所为。什么是“民俗”,“
我们注意到,在时间的脚步跨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坛曾经先后出现了一批旨在关注、思考和表现知识分子这一特定人群的长篇小说。具体来说,这一方面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作品,主要包括有宗璞的《西征记》、格非的《春尽江南》、范迁的《锦瑟》、刘醒龙的《蟠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以及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等。 一、抗战中的民族正气书写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宗璞“野葫芦引”长篇小说四部曲中的第三部《西征记》
作为地理名词,“南洋”起自明末,泛指中国大陆南方沿海区域,以及南海区域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群岛还有无数岛屿——即今日的东南亚。“南洋”至少有三种定义。清代水师曾有“南洋”舰队,顾名思义,镇守中国南方海域。更广为人知的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下南洋”之举①。18世纪以来,成千上万人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垦殖、避难或经商,在20世纪上半页达到高峰。“南洋”还有第三义: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兴起,对
“在我看来,火车越往东开就越不准时。那开到中国又如何呢?” ——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德古拉》(Dracula) 20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高峰时期。当时,中国对于能否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展开了广泛讨论——或如两个当代流行口号所表达的,中国能否最终“走向世界”并“与世界同轨”。“走向世界”意为走路或行军进入世界,“与世界同轨”可以被理解成与世界轨道的衡量标准相匹配。
引言 20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挪威作家约恩·福瑟,“因为他的创新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发出了声音”。福瑟常被称作“新易卜生”,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福瑟曾经说过,“东方人仿佛能比西方人更好地理解我的作品”。在看到他的剧作《有人将至》在中国上海的演出后,福瑟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一版本对我剧作的理解是那样的透彻、完整。在对原作理解的精准度上,在你所能够想象到的任何戏
这次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和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会议,有个相当宏大的总主题,即“东亚、东南亚与世界汉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新方向”,通知中还特别提示了五个分议题,涉及世界汉学视域中的文史哲教、世界汉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等重要命题。笔者来自陕西,从“废都”西安瞭望世界汉学包括华文文学也是若有所悟,窃以为从古长安到新西安的文化发展都与人类世界、世界汉学有着深切的关联,笔者曾提前给会议召集
1936年7月,叶灵凤长篇小说《永久的女性》初版本由上海大光书局印刷发行。叶灵凤在《题记》中谈及《永久的女性》创作缘起: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应了那时新创刊的《小晨报》之约,我写下这部《永久的女性》。这是我第三次为每天出版的日报写连载小说,而且也是最长的一部。以前在《时事新报》所载的两部都只有六七万字,这回却差不多有十四万字,连载了四个多月。这小说结束不久,《小晨报》也就停刊了。 …… 这小说
明清以降,在中西文化交流与汉学确立过程中,以地方戏为主体的中国戏剧译介与海外流传逐渐构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涵与渠道。西方引入中国戏曲艺术与戏剧表演始于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文本翻译,其最初译本出现在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 Du Halde,1674—1743)在巴黎出版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
2023年10月7—2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设席“胡适人文讲座”,邀请黄子平教授在“文学主题学”总题下,做了三场演讲。其间10月20日,又举行一场“围桌谈麈”,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共有13位老师出席,就“同时代人”这一主题各有议论,颇多胜义。会后部分与谈人修订讲稿,是为本组笔谈。 黄子平教授的引言,提到他对“同时代人”理解的变化。早年阅读“别车杜”,遇到许多“同时代人”的说法。而近时遭逢阿甘本,其
我的学生去做概念的谱系学搜寻,说我在1983年的时候为赵园的那本《艰难的选择》写过一个很短的小引,在小引里边就已经提到“同时代人”这个词。其实是我年轻的时候读“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读来的。那年头除了读马列文论,就剩下“别车杜”可以读。我听说北大考研究生,问“别车杜”是谁,答得上来的不多,也难怪,年代太久远了。这三位的著作,里头大量出现“同时代人”这样的概念,因为19世
在2019年我们也召开过同题讨论会。此后四年时间,中国、世界以及我们自身,都变了,真可谓“历史的巨变”。就今天到会的子平、平原和我,以及没有到会的玫珊、晓虹、赵园、得后而言,我们“四家人”,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都老了”。最近,我为自己的《养老学研究笔记》写的序言,题目就是“直面衰老与死亡”——至少我和赵园、得后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追问与思考:“我
在我学术成长的旅程上,三十八年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至关重要。此后关于“燕园三剑客”的说法广泛流传,作为小弟的我,获益最大。近年好几次与钱、黄两位兄长同台表演,我都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致谢。比如,2018年10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落花时节读华章——‘漫说文化’三十年”暨《漫说文化丛书》出版纪念分享会,或者2019年10月27日由北京活字文化组织的“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论坛,有相关报道及
这个有关时代与文学的话题,没有想到,自觉还年轻的我也要开始谈论了。子平、平原老师是77级,我跟在座计璧瑞是大学同学,是79级。79级比较有意思,比较沾光的一点,是可以归划到“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所谓新三届。在新三届里面,77、78级以外还可以挂一个79级,处于太阳光芒边缘,比较无感。但79级的过渡性也很有限,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大哥大姐们和自己同学,这些大哥大姐的经历、学历甚至所遭受的苦难,和77、
黄子平老师用阿甘本“同时代人”概念来引发话题思考,当人们接触它的时候,会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个层面是概念的原始意义,也就是阿甘本论述中“同时代人”的几重寓意;另一个是结合我们自身的感受,更多地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它,或受它启发而产生某些联想和引申。两者当然彼此联系,时而倾向于一个层面,时而倾向于另一个层面。这里的理解比较接近于黄子平老师在《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中的意思,更突出共享时空下的“同时代性
这次的“围桌谈麈”,真的颇有古人“挥麈清谈”之雅。各位老师讲得都很真诚,既有古风,又很有“时代感”,我是深深地被打动了。陈平原老师说他是四十年前来到北京大学,我也是四十年前来到北大——他是来读博士,我是来读本科。10月14日举行了我们83级入学北京大学四十周年庆典,这个庆典的规模,不知道是不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我们83级当年两千多人,此番回来七百多人。沿着未名湖围了一圈拍集体照,本想使用无人机拍
2019年的深秋时节,我有幸参加了黄子平先生新书《文本及其不满》的发布会,那次发布会的标题也是“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当时就感到子平老师阐述的“同时代人”的观点蕴含了非常丰富的话题空间。这次看关于此次座谈会的海报,仔细阅读了一下出自黄子平手笔的内容简介,发现他关于“同时代人”的思想又有了新的拓展。 阿甘本关于同时代人的阐发,最令人欣赏的是黄子平引用的这句:“同时代人深刻地感受时代的黑暗之光,像
我是抱着来听子平老师讲课的心情来参加这场讨论的。以前因为各种原因,很遗憾一直没有机会完整地听子平老师上课,刚才的开场白有些简短,听得还有点不过瘾。当然,听的时候,我也做了一点笔记,下面就着自己的笔记,谈几点感受。 有关“同时代人”的讨论,在子平老师这里并不是新话题,此前在不同场合、因不同契机已经有过展开。我读过其中一些文字稿,当时读的时候,就有一点好奇: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受阿甘本的影响,也喜欢谈“
黄子平老师提出的“同时代人”概念出自阿甘本。这个词的含义与我们通常从字面引起的联想——作为代际关系的“同代人”的意涵十分不同。它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是指向人文学者对自我与时代以及对一种新的时间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考。在阿甘本看来,“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所谓的同时代性,指的是一种自我与时代既依附又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是随着电影这种新型文艺样式传入中国以后,国人对它的了解和认识逐步深入,以及伴随着国产民族电影的诞生与发展历程,一方面持续引入和学习借鉴域外各种电影理论批评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从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学的宝库中不断汲取营养而逐步形成自己的传统。在20世纪中国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电影理论批评也经历了自身传统的形成、变革与发展的历程。 如今,当我们要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
电影批评与电影理论关系密切。一方面,某些重要的电影理论是通过电影批评提出来的,例如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是什么?》,该书由一篇篇影评文章组成,却蕴含了著名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完整电影”“长镜头”等理论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成熟的电影理论能够为电影批评提供深厚坚实的思想基础,增强电影批评的思想穿透力。我国的电影批评,亦呈现出与电影理论紧密结合的特点。 当前我国电影事业稳中求进,取得
“认识了李朝全,就是认识了踏实、勤勉和忠厚。作为知名的评论家,他总是那样谦和地微笑着,用大量精力去发掘别的作家的光彩与奉献,同时再挤出时间从事自己的创作。他的头脑进行的是全息劳动,左脑做研究,右脑搞创作。他像一台挖掘机坚持着文学的追求,深度和力度同时向前延伸和拓展。”①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副主任、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蒋巍对李朝全的一段评价。这样简括生动的文字见形传神,大致可得这位身材瘦削、行走快捷
孤独或许可以被视作吴锦雄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与吴锦雄生活的城市——深圳——恰相呼应。众所周知,孤独是现代性的特产。而深圳的体量、深圳自带的现代色彩、深圳潜藏的危险、深圳的孤绝、深圳的无情和它偶尔的诗意与温情,不仅与吴锦雄的孤独正相匹配,还让孤独一词不至于陷入语义空转的尴尬之境。在钢筋混凝土铸就的大深圳,孤独永远是具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深圳被孤独环绕,被孤独装饰。孤独是深圳的伴
引言 弋舟著作丰富,只从小说创作数量上来看,短篇、中篇和长篇均已可观,但如有读者产生了基于作品的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就会发现作者已有的人生经历、部分小说的写作时间和背景等还较不清楚;此外,如果读者要想简述其一篇小说的内容以飨友人,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对作品方方面面的精心打磨往往难以在简述中呈现,一次仓促的概述反倒会让光怪陆离的故事平淡无味,甚至一不小心沦为俗套,远失了本身的精彩。作家自述、他
氛围如同小说的“磁场”,是在小说整体之上产生的,小说营造了“氛围”,但“氛围”本身已超越小说,凝结了作家的经历、审美趣味和艺术感觉。苏童的小说散发着特有感伤、纤细、怀旧、颓废的氛围,这使得他的作品极具辨识度和个人风格。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苏童的小说中氛围的特性,但鲜少将其作为一个艺术范畴提炼出来,研究其生成机制,本文尝试从声音景观的角度出发,分析声音对于苏童小说的氛围生成的影响。声音景观(sounds
希腊神话中有一个蛇发女妖美杜莎,任何直视她目光的人都会变成石像。英雄柏尔修斯为了杀死美杜莎,利用雅典娜之盾,在盾牌的反光中观察美杜莎,然后用宝剑砍下了她的头颅。 这是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轻逸”一节中讲的故事,为了引出他想要阐述的问题:“我发现外部世界非常沉重,发现它具有惰性和不透明性。如果作家找不到克服这个矛盾的办法,外部世界的这些特性会立即反映在作家的作品中。”① 卡尔维诺面临的这个困惑
一、引言:中西古今与城乡之际 晚清以降,东西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际会,碰撞、交汇,直至融合,生出新的灿烂。百年来的中国,有一对重大命题一直交织和纠结:一是中西问题,一是古今问题。这一对命题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中国现代学术理论问题的宏观背景和潜在前提,几乎所有的学术问题都是在这两大命题之下的展开。二者纠缠于一体。虽然早在百年前就有学者试图将二者划开,分而论之,说中西并不等于古今。确实,二者不能等同,
一般而言,作家都具有多套笔法,“两栖”或“多栖”写作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不少人既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也进行原创,涉及不同的文体,很多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同时也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如丁帆的散文写作,张清华、张新颖的诗歌写作。近年来,不少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学者纷纷推出了小说作品,这一“多栖”写作的现象值得关注。学者小说因其创作主体的文学修养,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准,良篇佳构不断涌现。学者
引言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写生为基础,以意境为目标,表现自然界的花草鸟兽,寄寓人类的情感和理想。中国花鸟画经过历代画家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多种流派和风格,如北宋的院体花鸟,南宋的院派花鸟,元代的文人花鸟,明清的工笔花鸟、写意花鸟等。其中,写意花鸟画是中国花鸟画的一大创举,它突破了传统花鸟画的写实规范,追求笔墨神韵和个性表达,展现了中国画家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貌。 漓江画派
多数人通常将技艺联想到手工艺的制作工艺技术,忽略了艺术的技艺成分,其实任何一种艺术都包含有技艺的成分。艺术作品的创作与呈现离不开技艺,技艺是承载艺术作品生命的重要基底。从“非遗”层面对技艺进行研究,目前以工艺类的项目居多,音乐类项目中针对技艺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侗族大歌能够进入联合国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在国际社会获得较高的文化价值认可,与其高超的民间创作、歌唱技艺所形成的独特音乐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