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杂文中讲过一个“财主和鼎”的故事。一个土财主买了一件古铜器,据说是个周鼎,“土花斑驳,古色古香”,却找来铜匠把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一众“雅士”闻之无不大笑,但鲁迅却由吃惊、失笑转为肃然,从中得到一种启示:“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因此鲁迅说,这样的鼎才是“近于真相”的,且“这一种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新诗)诗史已经出版多部,郑慧如的《台湾现代诗史》(下简称《现代诗史》)①有鲜明特色。它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于2019年,篇幅达七百三十余页,是一部厚重的著作。据我所知,书的撰写用了十多年时间,其实更是郑慧如长期在大学从事现代诗教学、研究经验积累的成果。这部诗史体现的诗歌观念,历史意识,采用的体例、架构,评述角度,资料使用方法,特别是对诗人诗作的分析解读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新诗的源头性作品集”①,是新诗研究中一个不断回返的起点,其百年阅读史上的主流读法,是将之置于新诗发展历史中,强调其作为“开山之作”的尝试性贡献与历史地位,搁置或贬抑其诗性追求和艺术价值。废名在《谈新诗》一书中,以对“新诗”的共时性理解介入具体诗作,聚焦诗歌“内质”,背离了主流读法的历史理性逻辑,开创了《尝试集》的另一种读法。近年来,关于废名诗论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废名对
一、AI程序、文学机器与诗歌的生产 人类的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等设计人工智能(AI)程序“生产”(而非写作)诗歌的实验如今广为人知。实际上,早在人工智能发明的100多年前,后来被奉为计算机程序创始人的英国诗人拜伦之女奥古斯塔·阿达·拜伦(Augusta Ada Byron)就曾经预言计算机将来“可能会应用于数字以外的其他事物……”,甚至可以生成任意复杂程度、精细程度的音乐作品。只不过,阿达也坚信
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L.施拉姆于1954年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书中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概念,认为构成传播过程的双方分别是大众传媒与受众,二者之间是传达与反馈的关系。可见,施拉姆敏锐地指出了传播的三个关键要素为信源、大众传媒与受众,并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媒介,一方面直接与信源相连接,另一方面与受众相联系,而“信源”与“受众”则构成了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然而,施拉姆的
1940年初冬,赴皖南采访新四军未果又失去了组织关系的骆宾基,在苦闷中接受了冯雪峰的建议和资助,于同年底抵达桂林寻找文艺界战友,重新努力于创作①。自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因其地处华南与西南交界且在前线与后方之间可进可退、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以及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潜在矛盾,特别是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与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抗战时期有名的“文化城”。从重庆、南京、上海、江苏
前一段时间,路杨发给我她即将问世的三本学术专著的电子版,其中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劳动”的诗学: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与形式实践》一书日前入选商务印书馆的“日新文库”第三辑;《革命作家的战时迁徙与文学想象(1937—1949)》则被收入李怡、张中良先生主编的民国文学史论第三辑“革命文学与红色文学研究”,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关于新文学的论集《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也列入“微光”青年批评
要夸路杨,似乎很简单,但似乎又很难。说简单是因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路杨的一长串优点。她既有史料功底和文本功夫,又有宏大视野与社会关怀;她爱美,所以她的文学品位跟她的拍照、修图、装修、做PPT的品位一样好极了,她的论文也兼具细腻与深致、优美与壮阔。在很多时候,只要跟人说起“我是路杨的师妹”,仿佛就有了某种狐假虎威的身份与底气。谁都知道路杨的优秀,再多说些什么,都好像是画蛇添足。这便是“夸路杨”
中国的手稿研究热出现了,近年以七十八卷的《鲁迅手稿全集》出版为标志,手稿研究成果迭出,不仅课题项目多、研究论著多,而且影印出版多,国际交流也在增多,作为具有国际文本生成学发展背景的中国手稿学可说正在急遽兴起。这当然是值得欣喜的,但是在这热潮中,也存在着危机。从目前的研究热潮中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某件名人手稿的发现、某件手稿的释读与研判,某人手稿的写作背景、揭示某件手稿的相关史
手稿研究近年来在现代文史学界中持续升温,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十几年以来,配合着作家手稿、手迹影本的陆续刊印,一系列的大型项目、会议和大量文章不断立项、召开和涌现,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和反响,有关建立“手稿学”的呼吁,也早就出现、多次被提起了①。不过总体来看,迄今为止中国学界的手稿热还处于“现象研究多点铺开、理论统合相对缺失”的阶段,相对于西方较为完备的理论建设和多样的研究模式来说,我们的研究还
2023年6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发出振奋人心的号召:“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
舒婷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颇具争议的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也是“最先得到‘主流诗界’有限度的承认,也最先获得出版诗集的机遇”①的朦胧诗人,并借此成为向世界文坛展播新时期中国诗歌新声的先行者。迄今为止,舒婷作品已被翻译成近20国文字,堪称最具国际声望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一。关于舒婷作品的海外译介与评述,国内学界主要聚焦英语世界②,对其在德语国家的译介接受尚无系统研究。事实上,舒婷在初露锋芒的80年代初既已
如何定义儿童文学?这是伴随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演进的一个基础命题,也是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面临的普遍难题。“儿童文学一直是难以定义的”①,翻开20世纪后期至今的大量儿童文学概论性著作,这种定义的困难,常常成为许多著作开篇的理论基调。而某种程度上,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正是不断打破儿童文学既有的定义边界、不断发现和揭示其定义难度的过程。随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拓展,作为其基础概念的儿童文学本身
所谓新媒体文学,是指在信息化时代通过互联网以及各种电子技术承载的自媒体作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经常是借助于所谓“超文本链接”和“多媒体演绎”等表现手段来呈现,且依仗当代传媒手段进行运作、促销以获得购买与阅读的文学作品,各种“类文学”文本,包括具有一定文学成分的艺术创作品。显然,新媒体文学包含着大量的网络原创作品,也包括以新媒体作为承载平台进行技术“下载”的传统文学甚至经典文学作品,不过后一
一 最初看到《收获》上长篇小说《河山传》的名字时,我便感觉到这部小说一定是具有深广的象征性意蕴和时代隐喻的作品,如此前《废都》《秦腔》《古炉》《山本》,甚或《秦岭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在叙事中选择两位最重要的核心人物“河山”——洗河和罗山作为“传记”的传主,其叙事意图似乎已经很明显:通过两个小人物的命运、人性状写大历史,并采取对生活和现实的民间化、俗世化处理,将世相和人性的真实样貌呈现
当贾平凹的长篇新作《河山传》(《收获》2023年第5期)甫一发表,人们便惊讶地发现:它既不同于早期商州系列中浓墨重彩的现实主义描写,也有别于《秦腔》《古炉》中以细节推动事件发展的大写意手法。世情小说?市井小说?抑或是谴责小说?笔记小说?都有点像,但又不完全是。 它就是个传奇集成、传奇大观,一个大传奇中套着无数的小传奇,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蔚为壮观。一个大传奇是:一个农村小伙洗河在秦岭别墅里做保安
王德威在论张贵兴时指出,由于移民自身的特点(来自唐山的中下阶层),马来半岛上的华人,“垦殖经营外,他们更延续了一脉文风,而且至今不辍,比较邻近诸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在揭示这个异数形成的原因时,王德威除认定其唐山移民的地域性特征外,同时提到了南来作者的作用。他认为,“现代马华文坛在五四时期粗具规模,之后的数十年当地文人与南来作者(最有名如郁达夫)诗文往还,形成颇具地方色彩的南洋风格”①。这个
现当代旧书刊、作家手稿等文献在民间的交易已有不短的历史,今日的研究者关注乃至出没于相关交易现场,与书商、民间收藏家等人士交往,似可说是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各类个人收藏之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效应也愈发明显。本人的一些研究即受益于此。本文所涉文献,老舍、叶圣陶、丰子恺、沈从文、茅盾、冰心这6位现代著名作家的未刊书信,即来自一位收藏家。单一的书信缺乏完整的语境,多有空白点,而其写作时间从1950年代后期至1
作为罗伟章“三史”系列最后一部,《隐秘史》无论是从方法技巧层面还是精神意蕴层面都标志着罗伟章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高度。首先,小说叙事绵密,节奏紧凑,以悬疑奇幻的方式讲述了一桩偏远村庄主人公因为一次偶然的山洞发现而陷入的灵魂失重事件。作者以“向内转”的形式探视了乡村留守人物的隐秘内心,故事悬疑生动,充满生命张力。其次,小说虽突破了传统乡土文学的艺术范式,但其内在叙事逻辑承接的是鲁迅以来的乡土批判精神,对
一、“叫我美美地陷入其中” 地域文化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觉醒或复兴,大概始于1985年“寻根文学”的提倡。在这之前,自然不乏以此为内容的作品,远可以追鲁迅、沈从文,近可以举汪曾祺的“大淖”故乡、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乌热尔图书写鄂温克族文化的小说为例。然而,文学要“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否则,“根不深,则叶难茂”①,“民族传统文化”获得如此尊崇,在此之前似乎还
学者作家化已成为近年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并且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跨界”之作,譬如丁帆的《先生素描》、王尧的《民谣》、李敬泽的《会饮记》、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房伟的《血色莫扎特》等。在这些“跨界作家”中,於可训尤为引人注目。古稀之年,他相继推出“乡野异闻”“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系列小说,以对社会人生世相的深刻体味,引发文坛广泛关注。 可就於可训而言,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是一体两面的存在。诚然
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写成于1970年代,内容讲述在近代中国战乱中女主角桑青的逃难经历。小说的四部分依照女主角桑青成长时序排列并组成。第一部讲述中日战争期间,十六岁的桑青从恩施逃难到巴东,船搁浅于瞿塘峡时,船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他们的经历。第二部讲述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时期,桑青决定从南京前往北平,与未婚夫沈家纲全家一起生活的经历。第三部讲述桑青与沈家纲逃避战祸来到台湾之后,全家却因为沈
引言 在众声喧哗的当下,文学事业的繁荣,一方面有赖于一代又一代作家之间的传承与新变,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众多文学批评家的在场和参与。吴义勤之于当代文学批评,无论是他对新潮小说发展走向的准确把握,还是针对“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提出以及为之不遗余力地奔走,都为当代文学批评贡献了一份独异的思想力量。而在长篇小说的研究方面,吴义勤更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在《长篇小说的冷与热
冯艺是当代诗歌、散文创作领域一位重要的壮族诗人和作家,在当代文坛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他一直行走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寻找着抒情艺术的共同通道,以笔耕不辍的写作姿态出版了许多诗歌、散文作品集,如《朱红色的沉思》《云山朗月》《逝水流痕》《桂海苍茫》《边地无声》《瑶风鸣翠》《红土黑衣》《沿着河走》《除了山水 还有什么》《冯艺诗选》《相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冯艺卷》等。散文集《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茫》分别获
或许是受到“新南方”观念的影响,黄万华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以“南方之南方”为关键词,重新讨论了马华小说的历史与现状①。所谓“南方之南方”,这当然是从中国这一中心视角做出的判断,所包含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地域,一个是中国的华南和东南,这一广袤的区域不仅是“新南方”②概念所重点指涉的对象,而且也构成了东南亚诸多国家和地区华人移民的起点;另一个就是比中国南方更“南”的南方,它在黄万华的具体语境中,被限定在马来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疾速演进,表现城市的文学作品与日俱增,城市文学研究如火如荼。然而,城市文学没有写出这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①,城市给人“千城一面的感觉”②,“故事发生在城市,与城市人、城市景观、城市生活相关,但却缺乏城市主体精神”③等问题明显。评论家张燕玲指出:“在社会与文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当下,作家的都市意识、城市书写经验及其表达都相对薄弱,难以与巨变时代匹配。”④以上评价可
一、“诗画本一律”与现代 “故事新编” 绘画与文学之间是有界限的,两者各自独立,互相不能取代。在尊重并识别绘画与文学之界限的前提下,再去看绘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理解绘画与文学何以能情意相通:文学去不到的地方,绘画可达;绘画无法之处,文学自有其法。莱辛写《拉奥孔》,意在“论画与诗的界限”,并批判那些耍小聪明的艺术批评家,相比之下,莱辛对有“精微感觉”的艺术爱好者和探求本质与规律的哲学家似乎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在于对优秀艺术传统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创造。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创作的现代彩调剧《新刘三姐》,2022年9月成功摘取第十七届文华大奖,同年10月又获得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体现新时代精神价值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从纵向上看,20世纪60年代的“刘三姐文化”强调阶级性与革命性的时代主题;20世纪90年代的“刘三姐文化”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自然地理和地貌特征,这些自然景观直接影响到山水画的面貌。美术家们面对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创作出独特风格的美术作品。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区域,奇峰似笋、河流似带,秀丽、恬静的自然风光,使广西的美术创作带有明显的秀丽柔美的审美倾向。广西美术家把美丽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作为表现对象,勤于写生和创作,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田园诗画风。“漓江画派”正是新田园诗画风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