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开年,我经历了一次告别,生了场重病,出院后状态一直不好。朋友们担心我的情况,带我离开南海边,去了一千公里外的东海边,又去了北边更远的一座海岛。两次出行过程都显得有点怪异,朋友们把我从海边带走,去了另外的海边,决定出行、选择目的地和何时启程这些事情不由我决定,上路后的事情却不少落在我头上,比如,他们要我带他们去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陌生之地,给他们讲那座历史上多次沦陷于外族之手的海岛的故事
*本文系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文学研究中心成果。 就要在深圳待满二十年了,细想起来,一阵恍惚,毕竟在家乡生活的日子也不过十几个年头。《了不起的盖茨比》第四章,盖茨比带尼克进城,车子行驶在大桥上,城市就在河对岸。接着,一段光彩照人的描述出现了:“从皇后区大桥看去,这座城市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那样引人入胜,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这座
*本文系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文学研究中心成果。 必须承认,《人,或所有的士兵》以其思想和叙事的强度冲击着我,至今依然!作为评论者,我深深感到它的难度、挑战和给阐释带来的困扰。事实上,在当代批评理论的武器库中,也有大量武器可以顺手拿来阐释它。可是,这又不免有削足适履甚至盲人摸象之虞。我不时翻读但迟迟没有评论,深恐不能说清这部当代杰作的真正贡献。
*本文根据2023年11月28日勒克莱齐奥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所作报告整理而成。 是否存在一种通用的诗歌语言?矛盾之处在于:诗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是与具体的文明、文化与语言紧密相连的表达。 我曾与董强教授合作撰写过一本关于唐诗的书。董强教授始终强调,中国诗歌是与汉语联系在一起的。汉语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字一音节的语言,而中文诗就建立在这一特性之上。这也让中国诗歌的翻译变得格外困难,因为世
“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 “地方性的辩证法”是由这几年文学创作上比较引人关注的作品和现象而提出的讨论话题,我只能说一些粗浅的感受,这些感受交织着不同的层次: 一是地方性的写作面对或背对的是什么,更直白地说,它试图摆脱的束缚和限制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或多种有形无形的笼罩性的力量,要抽空地方性,使文学写作变得更为均质、同质,甚至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写作的取向是向下获取自由和解放的取向,这样的取
这几年来,地方性问题成了我们文学中的热点问题。继“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和成为现象之后,“新南方写作”又异军突起,引发热议。紧随其后,“新北京”“新浙派”的提法又迅速跟进……可以想见,一定还会有其他什么地方正在酝酿着提出类似的命名,以加入目前方兴未艾的地方性热潮。不过在同时,我们也都能注意到,这些命名都很刻意地强调一个“新”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和以往的地方性写作有所区分。我们都很
《漫长的季节》一剧的第四集中,有这样一处细节:王响、龚彪和马队追踪倒卖车牌的人,追到了二十年前的桦钢保卫科长邢建春。现在的邢建春已经是邢三儿,往昔神气全无,穷困潦倒,两鬓斑白。他死死护在身下的,除了一袋子倒卖的车牌,还有自己的尿袋。面对抱着尿袋痛哭的邢三儿,追凶三人组沉默无言。王响扶邢三儿起来,帮他掸干净身上的土,目送他离开。 围绕这个细节的论争,或许能触及到理解“新东北”的核心。这个细节,牵扯
这一年来,“新东北”“新南方”方兴未艾,“新北京”“新浙派”整装待发……借用杨庆祥的话来说,中国文坛进入了“割据时代”。其实类似“中国文学南北论”、泰纳文学史观对环境因素的揭举,都是非常古老的话题,那么这一波地方性写作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为了回应什么?“新南方”初兴时,两位较早的阐释者杨庆祥与陈培浩,都曾表达过相近的企图:不满于“中心”故步自封的写作,试图在“边缘”进行突破。我觉得不妨更进一步,突
一 地方性、区域性文学概念与话语在当代文学领域的泛滥,大概是这个行当思考力萎缩、创造力衰退的表现,毕竟知识生产不能等同于思想、意义的发生。这就好比产能、库存不能等同于盈利。倘若为了盈利而让劣质产品流入市场,就关涉道德问题了。所以,知识生产与学术欺诈之间的界限在很多时候是模糊的。从文学史教育的角度来说,这些概念无非是思潮、流派、作家群等文学史惯常叙述思维对当下精神状况力不从心的一次回应,用旧思维去
现有的有关“地方性”的文学讨论,其理论源头大概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引进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今译为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王海龙、张家瑄译)。这本论文集在中国学界影响很大,对于文学界也有波及,但或许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格尔茨的文笔华丽强劲,又广征博引,不容易把握),最终给国人留下的印记只是“地方性”这个新造词语以及由这个词语望文生义出的种种臆测。直至201
讨论“地方性”问题,使我想起100年前(1923年)新文化运动健将周作人发表在浙江的《之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地方与文艺》。这个联想,也说明新的问题与旧的观念可以互通,旧观念在新问题的刺激下,有可能发出新意,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继续保持生命力。 《地方与文艺》一文,提到地方性的重要性,也涉及普遍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普遍性固然是文学的要求之一,但是普遍性容易成为“最大公倍数”(按:其实应该是最大公约
一、爱神话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场论智慧(sophia)时将两个概念性语词并称:“爱智慧的”(philosophos)和“爱神话的”(philomythos)。认知起源于人对天地万象心生奇异(thaumazon),因为“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thaumasion)”,所以“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a 比起“爱智慧”或哲学,如今鲜少有人再说起“爱神话”。但式微的或许只是作为哲学概
倘若有人期待当下写作捕捉剧变时代中“人”的存在情态,那么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则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表达方式。这属实是一出好戏,人们披着兽皮、戴着面具,在谎言的纠缠中方死方生,又在巫语的迷狂里共赴世纪末的荒诞剧场。没有人会怀疑小说在力图传递1990年代特有的感觉经验,那是一种无所依傍的乡愁,明知真相又不得不假戏真做的空洞体验。而称其为理想的表达方式,又不仅仅意味着小说以虚构的形式,为主体崩溃提供了审美避
读朱婧的小说,会觉得时间感在慢慢丧失——她笔下的故事脉脉流淌,不疾不徐。但明明,这些故事里主人公的人生有着明确的时间刻度,他们在某个阶段、某一刻,正经历着波澜和起伏。更悖论的是,写作对于朱婧而言,也有着明晰的时间区间。 朱婧出道很早,生于1980年代的她完整地经历了那个时代青年写作的狂热、喧嚣乃至落寂。她从《萌芽》的新概念大赛崭露头角,接着是一段顺风顺水的日子,被关注,被报道,被推到前台。然后,
创作谈即公开发表的,作家讲述个人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创作内容、创作手法等的文本。问卷,也即“同题共答”,无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作谈,它由一份问卷与多份答卷组成,具有作为“文本”与“行动”的双重意义,因此成为考察1990年代以来青年写作问题与症候的绝佳样本。 学界对创作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史料价值的发掘上,问卷作为特殊类型的创作谈,其“文本”外的“行动”意义相对被忽略,1990年代末的“断裂”问
《巴黎评论》不久将出一期介绍中国文学的专号。何时问世,尚不得而知,因为主编人乔治·普林姆顿出外度假去了。 ——董鼎山,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于纽约a 最近,余华成为美国文学季刊《巴黎评论》 (The Paris Review)“作家访谈”(“Interviews”)栏目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受访作家。访谈刊发于2023年冬季刊,收入“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系列261号,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课题“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研究”阶段性成果。 金宇澄的《繁花》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展现了上海人的生活图景,经由小说、舞台剧、漫画、电视剧多模态传播的加持下,成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2022年初,《繁花》日译本由早川书房出版,译者浦元里花前后花费近十年时间,完成这一充满挑战而又幸福的翻译工作。浦元里花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优秀文学作品推广传播平台和相互推介机制日益完善。《繁花》以沪语方言写成,翻译难度极大,自201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难觅外语译本。据悉,第一本法译本《繁花》将于2024年10月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本刊编辑部采访了法文版的两位译者a,深入追踪《繁花》法译本的诞生缘起、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所形成的经验与方法,以期为中国当代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诗学正义’的牵引:曹禺创作史研究”(项目编号:23FZWB071)阶段性成果。 曹禺的剧作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说《雷雨》被看作曹禺最成功的一部戏,那么《北京人》则被公认为其成就最高的一部戏。《雷雨》 《日出》 《原野》三部戏,都是曹禺二十多岁时创作的,剧情时间短,情节节奏紧张,戏剧冲突鲜明,情感基调激越,到了《北京人》一剧,剧情时间拉长到三个月,激烈的情绪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滋养,这是公认的事实。《红楼梦》与《金瓶梅》二书对于张爱玲而言“是一切的泉源”a,意义不言而喻。在20世纪40年代,时人已发现张爱玲的小说与《红楼梦》“在句法上很有一些类似的地方”b,创作“始终不能自拔于《红楼梦》型窠臼之外”c。张爱玲亦从《金瓶梅》小说情节中“夺胎换骨”,塑造出经典形象:白流苏“善于低头”的小动作源自“绣像本”中潘金莲初会西门庆时“妖情欲绝”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项目编号:23BZW148)阶段性成果。 或许与现代化条件下包括城乡在内的地域差异性的日渐缩小,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日渐趋同紧密相关,当下中国小说创作似乎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某种同质化倾向的日趋明显。但长期生活在新疆的刘亮程,却毫无疑问是带有鲜明异质性的一位作家。刘亮程的异质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小说文体的选择上。虽然说文无定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与美术思潮互动研究”(项目编号:18BZW157)阶段性成果。 2023年,莫言戏剧新作《鳄鱼》出版,引发诸多关注,莫言也戏称要由小说家转型为戏剧家。其实莫言早前《蛙》等诸多小说中即有戏剧元素,且已出版不少剧本并被搬上舞台,戏剧家的身份早已有了雏形。值得关注的是,与之前《我们的荆轲》 《姑奶奶披红绸》等偏历史或本土题材的作品不同,《鳄鱼》讲述了一个贪官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