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打开任何一个网络购物平台,都会发现大量进口的冷冻虎虾。然而有多少人在打开包装的时候,会看一眼它的产地呢?按照这几年的不完全观察,网络平台上购买到的冷冻黑虎虾主要来自越南和泰国等地。一般的消费者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可能很少会做“食物溯源”—它是怎么来的,以及为什么?一只黑虎虾不远千里,来到大家的厨房里,背后一定有其缘由。 纪录片《西蒙·里夫畅游印度洋》(Indian Ocean with Sim
晚年的巴金已不能正常执笔,断断续续写下最后一篇散文《怀念振铎》(刊于《文汇报》2003年11月21日)。他坦承自己曾经的误解,追忆当年与曹禺一起前往郑宅吊唁的伤痛。两人含泪面对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而且刺痛了自己的心,只能匆匆地逃出来。回旅馆后,却一夜没有合眼。 他和同时代的冰心、老舍、曹禺、沈从文一样,都无法忘却这位文坛的引路人。他最初的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
我最初看到一个外国剧团演出的《安提戈涅》,曾经感慨于古希腊人对于命运理解的神秘,对比我们的古代戏剧,仿佛多了一种外在于生命的声音。不知道这是精英文化的体认,还是民间文化的遗存的聚焦,总之,与我们中国人的天命与人运之思相比,强度似乎更大些。中国的戏剧对于类似的主题的揭示,也是有的,年轻时看过吕剧《双玉禅》,演的也是命运悲剧,一个男孩娶了大自己二十几岁的女子,女子含辛茹苦把小丈夫养大,男孩子却爱上了别
我曾推荐过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毫无意义的工作》,现在又来推荐他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写的这部《人类新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最早的人类社会是狩猎—采集社会,它们是一些规模很小、四处漂泊的游群,获得物只够勉强糊口。约一万两千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
所谓“经典”,当中必有其典范的意义,经典作品多为距今已远之作,而其思想内容必定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盛载着不同时代的共同智慧。然则,什么作品可以称得上是经典呢?如果作品能够历久弥新,予以今人许多启发,便可称为经典之作。章关键先生新作《经典新读:〈周易〉暨孔子哲学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便带领读者回到《易传》的分析与应用上。 一、对《周易》的条分缕析 有些典籍,只能见载于研究者的著作,距离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北宋末期,金兵南下牧马,践踏中原,俘虏了徽钦二宗。徽宗的第九子赵构,
保尔的新文学评论 一九三○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现代文艺杂论》,作者署名保尔。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钦鸿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初版)已注明保尔即徐霞村,所举例证为“保尔,见于《百合君的作用》,载1930年上海《巴尔底山》第1卷第2、3期合刊”。但《巴尔底山》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徐霞村并非左联成员,这个保尔很可能是另一个保尔,即便是,也不是徐霞
一、新旧百年轮回 新文化运动是剧烈否定旧诗,不免口诛笔伐。初期,叶圣陶甚至以笔名发表《骸骨之迷恋》(1921),称旧诗是“死文字”,讥笑写旧诗是“骸骨之迷恋”。一番众口铄金,连耽迷旧诗的前辈柳亚子都被彻底说服,直至晚年还以为“旧诗寿命不出五十年”(《扶余诗社社启》,1940)。不料骂声未落,新诗诞生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前后,鲁迅、周作人、叶圣陶、朱自清、郭沫若、沈尹默、刘大白、俞平伯
我的朋友尚刚写过两篇关于元代帝后御容的文章,《蒙元御容》(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从御容制度与庙祀的关系说到绘本与织造工艺,以及存世实物等;《故事:元朝御容》(刊于《书城》2017年11月号)主要介绍从元代文献中钩稽的十八则有关御容制作的编年史料,结合图像故事阐述元代上层的文化倾向。前文收入作者个人文集《古物新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我给那本书写过一篇序—尚教授
新年冬假小憩,忽然想起了一本书。这部宋史研究著作已经出版有十多年了,也赢得了宋史学界的认可,二○一二年还荣获过第七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二等奖。书名为《宋代乡村组织研究》,作者是谭景玉。尽管如此,在纷纷仰望他山之石、海外汉学译著纷至沓来的学界,这部厚重扎实的研究著作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之所以想起这本书,上面说的只是其中的一层因素。作为个人因素,则是由于我近些年在探索宋元变革,将目光投向地方社会,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英]大卫·埃德蒙兹著 许振旭译 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 维也纳是一座怎样的城市?除了“音乐”这个人尽皆知的标签之外,它还有怎样的特质? 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在《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新哲学与石里克的遇害》(许振旭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一书中写道:“如果一座城市能产生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马勒、勋伯格、赫兹尔
斯德哥尔摩时间二○二三年十二月七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Jon Fosse)依照惯例,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这次演讲虽无惊人之语,但也道出了福瑟投身写作的秘密,“某种意义上,仿佛恐惧夺走了我的语言,而我必须把它夺回来,大概是这样”,“我在自己内部找到了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写出只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约恩·福瑟《无声的语言》,李琬译)。 相比之下,福瑟在二○一五年
一七四一年,《涂鸦者马丁回忆录》出版,署名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然而本书事实上是斯威夫特、蒲柏、盖伊等人集体合作的产物。早在一七一三年,他们就在伦敦发起成立了“涂鸦社”(Scriblerus Club),旨在假借回忆录这一文学样式,针砭时事,聊发胸中不平之气。从一定程度上说,此后一二十年间相继问世的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名篇,如《格列佛游记》、《群愚史
一 策兰非常喜欢“眼睛”,可以说,他的诗歌遍布了眼睛,这一点都不夸张。眼睛既是观察,也是关注,更是心灵的窗户,其本身的内涵就非常丰富。但策兰诗里的眼睛却与众不同,显得有些怪异,它常常孤零零地出现,突显在某种背景之下,比如:“一只眼,/不成对,闭着,/这睫毛半遮面的晚客,到了,/没等天黑就来”(《静物》,《保罗·策兰诗选》,孟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只眼,今天/把它献给第二只,双
短篇小说集《情感之泉》(The Springs of Affection: Stories of Dublin)收录了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作家、记者梅芙·布伦南(Maeve Brennan,1917-1993)的二十一篇故事:第一组七篇以第一人称叙述,或取材于作者的童年故事;第二组和第三组分别围绕居住在都柏林市郊的两对中产阶级夫妇展开,六篇讲述德顿家的故事,八篇呈现巴戈特家的小世界。在这些故事中,
在灿若星河的爱尔兰当代作家谱系中,克莱尔·吉根或许并不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整整三十年的创作生涯,吉根公开出版的作品,竟只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中篇小说。虽说爱尔兰作家的产量普遍都算不得惊人,但即便是比较同时代的威廉·特雷弗、科尔姆·托宾、罗迪·道伊尔等人,吉根的创作体量大概都只算得上是个“零头”,甚至和一九九一年出生的萨莉·鲁尼相比,都差了一大截。 在如此让人应接不暇的文艺快餐时代,作家发布新书
刘慈欣在《三体》里描述了狂野的“乱纪元”。在乱纪元,太阳升落不定,世界反复陷入黑暗严寒或酷暑,人的生活就像难以忍受的噩梦,却压根不知何时梦醒。一切都无法预计,人只能祈求幸运降临,让世界再度回复正常。 但在现实生活中,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已让人类坚信太阳将万古如斯地升起和降落,乱纪元不过是小说家编织的梦境。在一般人眼里,担心太阳明天不再升起,绝对属于杞人忧天。 然而,早在两百多年前,苏格兰哲学
在古城苏州,就近代学问家里面,个人以为,顾颉刚先生是必占有一席之地的。而且他在历史地理学方面,自有其开创性和引领性。顾颉刚先生著作等身,门生众多,其中以黄永年、童书业、白寿彝等为知名,有的门生之下也是再出高徒。可以说,顾先生的学术精神自带有传承的传统,那曾经受过争议的“古史辨”学术,如今已成为用于探索历史真相的先锋思想,而他的诸多历史地理著作也已经渐成经典和相关专业的基础书目。应该说,顾颉刚卓
李霖灿(1913-1999)自谓:“一生中只做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晚年,李霖灿写了《西湖雪山故人情—艺坛师友录》,他在跋语中说:“能写师友回忆录的人是有福的。”这位有福之人,生于兵乱而老于太平,又稳取了四十年快乐,总是忘不了俞大维的话:“我如今老了,只是在世事多变之中找寻一些永久不变的东西。”变是世间最不变的常态,夕阳西下,念旧之人也许神往的是师友间不变的真情。 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