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是古代的旅行家,民俗风情和口传史料的采集者,也是讲故事的能手。他曾远足埃及三角洲地区,与当地的祭司、向导和希腊通交流。对他亲眼目睹的历史名胜、文化古迹、风土民情,他尽可能地加以写实和量化的描述,并如实转述获取的信息。对前辈流传的各种埃及的奇谈怪论,他根据自己积累的知识做出某种尝试性的批判和解释。对自己不了解的未加检验和深究的事物,他也难免人云亦云,留下很多荒诞的陈述。 ——王以欣 阿吉纽
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曾远足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寻访历史名胜,采集民俗风物,留下生动有趣的“埃及故事”,其中对布巴斯提斯城及其猫女神崇拜的记载是古代遗留的最为生动翔实的书面文献,其史料价值一直是古典学和埃及学领域探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对希罗多德的记载展开文本分析,继而追溯布巴斯提斯城的考古史,在此基础上对史家记载的布巴斯提斯城、猫女神芭斯泰特的圣所及其节日进行分析梳理,探究其信息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本文认为,尽管希罗多德的“埃及故事”有很多人云亦云、荒诞不实的内容,但他对布巴斯提斯及其猫女神崇拜的记载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史家身临其境采集的第一手资料,或是从可靠渠道获得的真实历史信息,其可靠性得到考古和科学考察的证实,也得到埃及古文献和图像的佐证。
长期以来,学界对阿吉纽西审判的评价以负面为主,尤其是对这场审判的法律程序颇多微词,认为塞拉麦涅斯是造成6位将军遭到不公处决的罪魁祸首。然而,史料分析表明,雅典人对将军们的处置并非完全是意气用事,而是履行对官员的监督和问责的结果。塞拉麦涅斯身为雅典公民和将军们的同僚,是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参与对将军们的监督。阿吉纽西审判的结果说明,依靠公民来监督官员的做法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容易被人利用而导致决策失误。但公民对官员监督的有效参与,所表现的正是民主和法治的精神。
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的末尾记述了查理曼的遗嘱。811年春夏在亚琛召开的法兰克政治集会最有可能是立嘱的场合。查理曼选择立嘱处置自己的全部财富,体现了这位皇帝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确立家族秩序和帝国秩序的努力。这份遗嘱或隐或现地牵涉当时加洛林帝国的王朝政治、政教关系、外交格局、灾异危机、道德改良等多方面复杂、微妙的形势和挑战。查理曼选择用立嘱的方式回应这些形势和挑战。
丰特努瓦之战是9世纪中叶加洛林王朝内战期间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规模会战。从制度传统和先皇虔诚者路易生前的权力安排以及其后嗣诸位君王基本诉求等角度进行研究,可以明晰对此役爆发深层缘由的认知,进一步揭橥其本质属性,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战役的基本态势和特征。关于此役的后果和历史意义,9世纪史家和18世纪前后的学者有诸种评说,但皆失之武断、片面。因而对其作战样态、交战过程和伤亡人数以及直接、间接后果等问题逐一加以重新审视,不仅有助于更为真实地展现此役的状貌,也有助于从战争这一特定维度来认识当时加洛林帝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基本走势。
虔诚者路易的绰号为虔诚者,理应受到教会史家的大力褒奖。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大多数中古史家对他的兴趣并不大。17世纪天主教会史家对他重新重视起来,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中古史学从教俗分离视角下对他做了非常消极的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史料、政治制度和基督教政治文化等方面,虔诚者路易得到了重估和更加积极的评价,虔诚者路易的虔诚似乎也变得名副其实,成了基督教理想政治的尝试者。
秦简所见“从户”与“从人”关系密切。“从户”并非“从人”中具有户籍身份的户籍,而是受“从人”牵连的“从人属、舍人”中的不当收者、迁者以及除罪者编制而成的户籍。随着“徙输坐从人者为口”诏令颁布,“坐从人”可变为承担租赋之“口”,其编制的户籍也为“从户”。“从户”即“从人”的跟从者、随从者之户,秦通过构建这一户籍类别,逐步将受“从人”牵连的相关人员纳入新地户籍管理,“从户”成为秦代洞庭郡迁陵县承担租赋的主体。“从户”短暂存在于秦代,随着户籍制度逐渐完善,这一户籍类别最终消失。
秦汉时期的廷史是司法长官廷尉的史职属吏,其供职于廷尉府并拥有一定的司法职权。传世文献中廷史常与廷尉史混用,但二者其实存在时代差异,“廷史”在秦及西汉都是书于竹帛的正式官名,“廷尉史”被普遍使用则迟至东汉以后。通过新出简牍材料中涉及廷史的律令文书和履职实录,可见廷史被赋予了以参与“廷议”、与郡鞫狱、监察地方为主的职能,是廷尉将司法权力延伸至地方的重要途径。此外,廷史与郡府卒史、县廷狱史在职能设计和迁转路径等方面均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自中央到基层的治狱属吏体系,维系着秦汉国家司法系统的平稳运行。
明代先贤裔的户籍有别于普通编户,单独编为儒籍。它在元代诸色户计残留、明初尊崇道学以及扶持文教的现实需要下产生。先贤裔儒籍的认定不仅需要地方官僚、先贤裔、中央政府、孔府的互相合作,还需先贤裔提供以家谱为基础的各项凭证。身列先贤籍则享有优免差役、税赋存留缴纳、分析祭田收入的经济权利,又因身份的不同而在读书入学、科举考试上享有特权,甚至享有部分法律豁免权。明代的先贤籍实际上是先贤裔类儒籍的别称,是明代户籍中的“一籍多名”现象。先贤裔儒籍是一种身份性户籍,展现了明代户籍设定的非一元性特征。
明末毛晋刊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行本刊行以来,在引起学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本文将《史记》存世的二家注本、三家注本与汲古阁本《史记索隐》进行了全面的校勘,结果使得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暴露出了许多疑点。此本当不是毛晋所说的覆北宋大字刊本,不排除其为毛晋以不全之本加以缝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本子的可能性。
直隶河间孔氏始迁祖原属内附达官,带俸河间卫,屯居繁衍。这一历史记忆被河间孔氏选择性遗忘,他们反而建构起另一套宗族叙事:追溯孔颖达为远祖,表明河间一族与阙里孔氏同源。入清以后,河间孔氏达官家族在制度上分化为“旗”“民”两个群体。雍正十一年,在阙里宗主联宗会谱运动中,河间旗人孔氏与民人孔氏共同修撰孔氏合族谱,圣裔宗族由此生成。此后,河间孔氏不断续修族谱,形塑着孔氏宗族。河间孔氏修谱实践,是宗族集体意识的表达与具体化,有助于反思宗族的类型与本质。
清代科举制度在承继明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自顺治二年恢复乡试起,清廷就开始对科场试卷违式问题高度关注,制定了相应的科场条例,并将这种严苛而烦琐的制度坚持至科举制终结。清代科场试卷违式可分为临文敬避、抬写格式与杂项违式三大类。若有违反者,清廷将通过罚科、黜落、革除功名和降调等手段对涉事士子、官员进行处罚。这就要求应试者在各级别、各场次考试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以避免因试卷违式而带来的惩处。故而,平衡乡会试三场考试,而非仅仅“首重头场”,是清代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的应对策略。
清朝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与部分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往学者们关注清廷通过庆典塑造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以及清廷在朝贡体系框架下与周边国家的交往等内容。乾隆帝的丧礼本应是清廷的内部事宜,但这一事件引发的礼仪与政治互动成为朝贡体系内外国家间交往的重要事件。本文关注朝贡体系内外朝鲜、哈萨克与浩罕、俄罗斯3种类型的国家对乾隆帝驾崩事件的反应,观察这些国家在礼仪和政治方面与清朝的互动,思考清朝在互动过程中的政治与外交对策。
郑梦周是高丽末期的杰出政治家,他在李成桂篡权时被害身亡。朝鲜王朝建立之初,为论证“易姓革命”的合理性,将郑梦周视为逆贼。随着朝鲜国王对忠君意识的提倡,及士大夫对纲常节义的推崇,郑氏被树立为忠臣典范,其遇难地善竹桥亦成为特殊追忆场所。自16世纪始,官府在善竹桥竖立多方碑铭,士人亦在此吟咏歌颂,二者共同造就了独特的“回忆空间”。该空间加速了郑氏由受难者向殉道者的转变,其为纲常节义而死的形象愈发鲜明。郑梦周之气节,因朝鲜官方尊崇而愈发高尚;朝鲜官方倡议的德义节操,因尊崇郑氏而愈发光大,二者关系实现了巧妙的互相成就。
朝鲜王朝《宣祖实录》与《宣祖修正实录》对李舜臣的历史书写有较大差异。前者成于光海君时期,材料来源于状启与廷论,由于编纂匆忙,多是记述相关史事,并未有意塑造李舜臣的形象;后者编纂于仁祖和孝宗时期,选择《惩毖录》和李芬《行录》作为史源,将李舜臣塑造成完美的将领,从官方立场确立了赞颂李舜臣的历史书写基调。《宣祖修正实录》重新书写李舜臣涉及多重因素,包括加强仁祖合法性与维护“西人”形象、史官对《惩毖录》的偏爱、朝鲜的尊王攘夷与反清意识、李植与李舜臣家族私交等。在《宣祖实录》和《宣祖修正实录》不易见的情况下,《宣庙宝鉴》与《惩毖录》的广泛传播,使凸显李舜臣战功与品格的历史叙事深入民间。
[Ancient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s] Title: Herodotus, Bubastis, and Festival of Bastet in Ancient Egypt………………………………………………/3 Author: Wang Yixin, Professor,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
理论与思想 怎样做好学位论文………………………………………………………………………………赵世超(1/3) 古代地中海文明 哈德良巡视与罗马帝国西部边疆的治理…………………………………………许礼捷 徐晓旭(1/13) 《犹太战争》中的地理书写与约瑟夫斯的罗马帝国疆域观…………………………………何 源(1/23) 罗马共和国晚期埃涅阿斯币(RRC 458/1)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