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同类型早期国家的研究说明,高度认同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实际,并不一定与中央集权和地方治理的有效配合相关联;而那些重视帝王政府与地方贵族之间权力和利益平衡的古代国家,有时候却能够建立起高效的中央政府和全国范围的动员能力,维护好社会秩序,有力抵抗外敌侵犯。当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里习惯性使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概念的时候,如果谈论的仅仅是或者主要是一种尊崇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
过去大家所谓“思想”,内容或许多元,“类型”却高度一致,都是那种洞明本质、逻辑谨严而且自成体系的概念和命题,来自哲人的深思熟虑,指向超时空的真理。如今,“思想形态”被看作一个复数概念:诸如生活方式、气质、心态、人生观、时间观、习癖、偏好、价值判断等含糊不清、零散破碎、变幻万端、转瞬即逝的事物,虽不入传统史家的法眼,却令今日的许多学者倍感兴味。一般看来,它们最多只可说是“准思想”,只有经过大脑的加工
在伟大人物那里,个人命运与历史命运是高度统一的,魏斐德在谈到毛泽东时曾经说: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自我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挫折就是他的挫折,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他的胜利——其实,对于毛泽东是这样,对于邓小平来说,也是如此。 陈晋一个极大的贡献,就在于写这样的人——写毛泽东,写邓小平。 读了陈晋的《为什么是邓小平》,我怀着感动的心情,想把多年来积攒的话写出来。其实,每次读陈晋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阮章竞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来反映太行山人民的抗战岁月,他“对几个一起抗战八年的战友说:我要把我们亲自经历的所见所闻,摘其心有深感的东西揉成小说,留给后代。诸友问为什么用小说时,我说小说容量大,而且宽广自由。诸友称是,故决定写部长篇小说”。自此以后,阮章竞始终坚持这个承诺,不改初衷,直到二000年二月十一日在北京逝世。 一九四五年八月,把阮章竞的创作分成了战时和战后两
自法国大革命爆发直到今天,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一直是法国政治的经典范式。大革命创造了“两个法国”,为法兰西赋予了一种左右之间二元对立的内战式政治风格。然而,在激烈对抗中真正走向权力的政治人物,往往带有某种超越左右、立场温和的特征:第一帝国的拿破仑如此,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利普如此,第五共和国的戴高乐如此,如今成为欧洲政坛焦点人物的马克龙,同样以中间派的形象两次赢得了法国人的选票。 法国学界对这一中
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将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倾向。财富资本比起工资在增长速度上要更快,因此富者会越富,穷者则越穷。但是,皮凯蒂此时已经意识到这个结论有片面之嫌:首先,它的数据基本都来自发达国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其次,不平等并非只是经济机制的结果,而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他决定从“一个更长时间段、更大范围的比较性视
二0二四年四月十四日,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在北京逝世。严文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的创建者、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将中国的史前文明喻为“重瓣花朵”。那时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重瓣花朵”在内的诸种文明起源的理论深刻又充盈着激情,不同的思想图式勾画出中国文明的壮丽景观。此后尽管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大
古文并非胡适一口咬定的死于汉武帝时,反而是他不小心说漏嘴的——到汉武帝时才规模大定。它是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共谋”的产物,相对于口语衍变而逐渐凝固,成为汉地的高级文化载体。唐宋以来,由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及科举制对帝国结构的进一步改造,诞育了成熟的“古文共同体”,不仅确保古文的有效传承,而且发挥着既开放社会流动,又维系等级稳定的重要作用。 怎样才算写出一篇合格,乃至优秀的古文呢?鲁迅做了感性
一九六二年十月,沈从文在写给程应镠的信中,这样表达对于弟子汪曾祺的歉意:“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几句不得体的话”具体指什么,沈从文语焉不详,其子沈虎雏二000年的口述可做补充说明:“学生汪曾祺也被打成右派,而且据说理由之一就是他对于沈从文的态度,为沈从文说过抱不平的话。”(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近四十年中
南京明孝陵的石象路并不只有石头大象,一路上还有更多的一对对的石像,比如麒麟、獬豸、狮子、骆驼和马,以及更进一步的四组八座石人……当然,石像也包括石象,它们共同的名字有写为“石像生”,有写“石象生”,总之取的是(墓葬礼仪中)“石头雕像模仿生人(物)”的意思。《后汉书·祭祀志下》:“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物,以荐新物。”因此,这条道路并不只是陈列看得见的石像- 石象,而是连接生死之间的
一、自己的园林 一七五0年,乾隆皇帝启动清漪园工程,次年动身南巡,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六下江南之旅。 乾隆一生造园无数,修旧园、创新园、园中建园,大园小园不下百余座。他造园虽多,清漪园始终是极为独特的存在。这是乾隆第一次从头开始,建造一座自己的大型园林。 六年前的一七四四年,乾隆扩建圆明园,诏绘《圆明园四十景图》。但他的《圆明园后记》,透露了父亲雍正皇帝才是正主,才有资格写《圆明园记》。更早的一
一 一八三三年九月七日,在英格兰游历一月有余,即将启程返回巴黎之前,托克维尔写下了英格兰游记的最后一篇《对英格兰的最后印象》。时值一八三二年议会改革法出台,英国多地正因此而陷入骚乱之中。临行前,他一度认为英国就像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濒临民主革命的边缘。“因此,我必须赶紧前往英格兰,就像赶一幕大戏的落幕一样。”此刻他的看法却改变了:的确,英国正在经历贵族社会的崩溃。但是,这里的民主化将是一个渐进的
在《治道之统: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型与定型》的后序中,作者孙明谈及本书的立意:“从史求史识、求义理,但不过高,不追求理论化、系统化。这也是本书的态度。”(576 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标注页码)这句平平淡淡的话,对照本书的主题,颇有几分意味——“道统”“道体”“道心”等观念,可谓是古代中国思想中“极高明”的部分,在近代儒学与哲学中,更有极尽理论化与系统化的推阐,为何要特意声明求义理“不过高”? 这并
一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传说中的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都没说具体长什么样儿,大概那个年代比较重视内在气质吧。到了大舜,描写日渐具体,所谓“目重瞳子”,“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史记·周本纪》称后稷“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帝王世纪》说:“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雒书灵准听》称:“
明朝末年至清代中期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作为近代前夜中西之间的密集接触,一直备受中外学界关注,并已梳理出一条大体获得公认的历史脉络:明朝末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学习儒家经典,并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吸引到中国士绅的注意;徐光启等士大夫与传教士合作,倡导以西学补儒学,天主教的传播与西学的译介,盛极一时;清朝初年,顺治、康熙都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饶有兴致,与汤若望、南怀仁等颇多交流;但
略有文史“跨界”体验的读者都可以感知到,史学工作者关注的唐代诗人与作品往往与文学研究者乃至文学爱好者心中所系存在显著差别。自陈寅恪关注元、白诗以来,从唐诗中寻觅史料已成为百年以来唐史研究的重要操作方式。然而不得不指出,史料价值越“显豁”的诗作,其文学境界往往未称一流,比如香山和友人们不无矜炫地谈论收入与财富。相形之下,杜甫“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冷峻幽默则难以为史学论文所直接引用,虽然这位伟大
莎士比亚曾刻画过一名刻薄寡恩的威尼斯富商夏洛克,为彻底打垮乃至消灭竞争对手,他以玩笑方式同对方约定:如果对方没有按时还钱,那么就要由他动手从其身上割下一磅肉来。立字画约, 法律站在夏洛克这一边。最近看到贾斯廷·雅各布斯(Justin M. Jacobs)的著作《掠夺的补偿:中国如何失去她的珍宝》,给人的感觉便是面对《威尼斯商人》那样的情境。 作者使用档案及当事人自述,重建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在中国
古时没有相机,帝王好请画师绘像。曾任浙江右参政、熟稔朝野掌故的明人陆容曾在《菽园杂记》中记述了太祖朱元璋画像事:“高皇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称旨。有笔意逼真者,自以为必见赏,及进览,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于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进。上览之甚喜,仍命传数本以赐诸王。盖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穆穆之容”语出《诗经·周颂·臣工之什》,意指天子之雍容、威严。无论庙堂与江湖如何看待自己, 事实上,朱元
先审其书名,《过时的游戏:竹庵诗文与题跋》, 则既是自谦自省,更是自尊自立。斯世乃瓦釜雷鸣之际,兼以科技文明大行其道,人文精神不免式微,能珍视传统艺境者实在少之又少。人人浮躁,以无知为冒进,故蒙中此书名为“过时”,实乃固守,回望之意,就像佛书上说:“譬如厚石,风不能移,智者意重,毀誉不倾。”是以此乃作者之发心,发愿也,以退为进,以勇猛精进之努力,退步原来是向前,此为解题之第一章。 再来讨论“游戏
“五四”本就是个说不尽的话题,尤其文学革命在推广白话文与科学世界观的成效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思维与言说的底色。诚然,历史的变革透过档案与材料历历可见,可它作为精神的运动,其内在的理性则时时有待后人于今昔间来回穿梭,体认探索,在心灵甚至性灵里游走翻腾无穷遍。精神就在历史之中,可对精神的知觉与理解常常后发于历史,后学需勤勉于从诸多可能的中介将深邃和鲜活的真理打捞并接引到当下,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于黄昏
二0二一年《张企泰集》的推出,作为法学家的张企泰(一九0七至一九六二)又重新进入世人的视野;而在此前,他似乎仅仅是作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和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的译者给人留下印象。正因如此,《张企泰集》的编者刘颖发出了“张企泰是谁”之问;经过他的努力,张企泰之生平与著述的大略得以勾勒。遗憾的是,受资料所限,一九四九年后张企泰的困顿与挣扎在他的笔下未能得到呈现。本文借助公私档案和家属回忆,力图对此做
二00尔班热烈赞扬欧洲的自由精神,为匈牙利加入跨大西洋共同体感到自豪。在他眼里,西方世界是匈牙利的救星。二0二四年三月十五日,在纪念匈牙利一八四八年革命一百七十六周年发表的讲话中,欧尔班谴责欧盟“发动战争,摧毁世界,重新划定国家边界,像蝗虫一样吃一切东西”。现在他认为,欧盟已经沦为压迫匈牙利的帝国,自由世界成了桎梏匈牙利发展的枷锁。对于这种转变,欧美主流通常将欧尔班贴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标签,视
《花月痕》第三十一回:“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近代小说的鸳鸯蝴蝶派是得名于此。 《花月痕》是清代狭邪小说的代表作。“狭邪”本指小胡同曲里拐弯,暗示娼寮妓馆之所在。此类小说以缠绵风雅为主,固人情小说之流裔,但大观园难求,“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红楼梦》变《青楼梦》。 鲁迅讲狭邪小说,第一句话是:“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中国的读
“行书”之称,初见西晋卫恒《四体书势·隶书序》:“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钟、胡二家,锺繇与胡昭。锺繇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弱冠之年在灵帝建宁三年(一七0),早年为郡吏,其行书“学之于刘德升”,则刘德升长锺繇一辈,可知东汉桓灵之世已有行书。 二00四年,长沙东牌楼出土一批灵帝时代(一六八至一八八)汉简,见行书之迹。那时行书字形偏于纵长,字字
宣公九年《传》:“王使来徵聘。”今各本杜注作:“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书,微加讽谕,不指斥。”《传》明言“王使”,则是周王使者来徵鲁聘,不须注解,而杜注称“周徵也”,未免词费。清末吴慈培跋杨守敬藏日本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说:“《传》明言王使来徵聘,《注》必解之曰‘周徵’,杜氏词费,何至于此?”(参拙文《日本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考论》)显见杜注“周徵”一定有误,因与《传》文不异,非注书之例。
洛阳博物馆展出的一枚宋代诗文瓷枕,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部门破案查获,张剑在《洛阳近几年来搜集的珍贵历史文物》(《中原文物》一九八四年三期)中有介绍,枕上文字录为:“蔷薇水贱仙裳,信体自生香。清郎酒所,雪儿鬓畔,样风光色。香合出冰肌下韵,高处却冠群芳。蕊房富有,辟寒金在,岂向冰雪。雪岩老人蜡梅 极相思。”后来的一些研究著作遵从考古报告,大致袭用这种断句。古代工匠写手,通常文化水平不高,往往有误字脱
点校本《汉书·翟方进传》(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载:“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饭我豆食羹芋魁”句,整理者未点断,顔师古注曰:“豆食者, 豆为饭也。羹芋魁者,以芋根为羹也。”据颜注,“食”字当属上读。然“饭”为“食”义,“羹芋魁”与“饭我豆食”并不对仗。何焯《义门读书记》曰:“汝南童谣云‘饭我豆,食羹芋魁’。其句脉皆上三字略断。”何焯以“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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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能按理性原则生活,因此“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 这可能是他身为人类的自恋。 试问,有多少人按理性原则生活?“理性的动物”毕竟是一种动物,不同于受程序控制的机器人,理性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大多数情况下,理性都是在为情感辩护,而不是情感为理性服务。譬如,恋爱的时候是因先爱她(他),再去寻找爱她(他)的理由,而不是先找到了爱她(他)的理由,然后再去疯狂地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