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四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广受关注,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决定美国新“冷战”时代方向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全国废奴的林肯、开展新政的罗斯福,美国历史上这样的关键性选举并不多。不过,在一九四八年,“冷战”大幕拉开之时的美国也有过一场总统选举。这次选举没有什么戏剧性,醉心“冷战”的杜鲁门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当时有一位颇为特别的竞争者,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冷战”,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曾一度被认为是共产主义
何谓贫穷,如何看待、对待贫穷,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如何创造财富、分配财富、摆脱贫困,不同的文明往往形成不同的观念,也塑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国家导向和文明形态。这些价值体系,一旦形成,便与国家制度、民风民俗相互结合,一般相对稳定,局部调整不时有之,但全局性的翻转非常少见。若价值体系出现革命性的巨变,后果非同小可,往往引发整个文明根基的震荡,甚至文明形态的变化。 近代中国就发生过这样一场贫困观念的
随着《列文森文集》(五卷本)的陆续翻译出版,这位“莫扎特式的史学家”及其提出的系列命题或许能够再次激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部分热点话题。正如文集编者所言,相比于列文森的很多具体判断,他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和重要问题—如何调和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义,如何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中,中国历史和政治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仍然萦绕在当下学界和研究者的思绪之中。要理清这些问题及其引起的争鸣,《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长期以来,奥斯曼都被视作一个陆上帝国。它从十四世纪初开始扩张,跨越达达尼尔海峡从亚洲进入欧洲,不断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一四五三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此后的两百年中,奥斯曼帝国达到巅峰,尤其是十六世纪,不仅出现了苏莱曼大帝这样的伟大君主,更是通过巴尔干半岛直逼欧洲腹地,成为笼罩在哈布斯堡帝国上空的阴影。它也在北非不断兼并,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再到距离欧洲最近的利比亚和突尼斯,均沦为其属地。向东,它同
扬姆巴蒂斯塔·维柯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其倾尽一生精力打造的“新科学”试图为人类事物的人文学科独辟蹊径以期突围。二十年的励精始终围绕着“诗性智慧”的图治展开,这也是《新科学》的一个观念词,也可以说是关键的观念词(与概念史的“概念”、思想史的关键词比较而言,观念词既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一句话)。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其生活的时代不说无人问津,也可以说是回应寥寥,为此作者是带着孤独和伤感乃至愤愤不平离世的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丸山真男在去上课的途中突然被四十名学生绑架到了银杏树林,随后又被转移至文学部阶梯教室批斗,其罪名是“妨碍大学斗争”。彼时的日本,学生们深受全球左翼激进主义思想的感染,爆发了反对校园贪污、提高学费等问题的“全共斗”运动。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安保斗争中,丸山就明确地不支持学生的暴力行为,此次亦然。因此,他成为众矢之的。然而,正如丸山自己回顾的一样,这些绑架他的学生,事实上
断桥残雪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不用说,它很美。或有人认为,讨论它为什么美似乎没有意义。一是,美是整体的感觉,如果要弄清楚为什么美,就要分析,就要解构整体。如果真弄清楚了,也就不美了。一是康德说过,美感不是由客体的性质决定的,而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应说“断桥残雪为什么美”,应该问“为什么人们觉得断桥残雪美”。而康德说的主观的审美,是一种先天的能力,既然是先天的,就是没有理由的,没有必要讨论。不过,我还是
罗洪先是阳明后学,《明儒学案》将他列于“江右王学”一派。但他的重要性不仅在阳明学,而在于他跟王阳明很像,成就是多方面的。明代自王阳明之后,学者的学术研究倾向于多元,已非之前崇尚“一生穷一经”的景象。 罗洪先( 一五0四至一五六四) 字达夫,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十一岁读古文,慨然慕罗一峰( 罗伦,一四三一至一四七八) 之为人,即有志于圣学。嘉靖八年( 一五二九) 举进士第一( 状元),外舅( 岳
一 一九二三年,钱穆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讲授“文字源流”课程,一九二四年编印了《文字学大意》讲义(油印数十本)。这是钱穆唯一的文字学著述,后来他在港台地区四十余年一直找寻而未如愿。在学术回忆录《师友杂忆》中,钱穆回忆了《文字学大意》对“右文说”的贡献。 十年后(一九三三年),沈兼士在北京大学发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陈寅恪在和沈兼士的通信中说“‘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
作为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与一些同好之人、心境相似的音乐爱好者分享聆听的感受,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当我回顾、审视这种经历时,发现所遇到的同好之人,竟有不少与我一样是以历史为业的学人,而且大家常是因档案而结缘,或者干脆就是在档案馆里相识的。 这些人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已故去的、对四川近代史研究有着重大贡献的日本学者今井骏先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每年他都会到四川各地查阅档案资料。我们每次见面,除了学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病与药》。此处的“病与药”是一个隐喻,说的是国人的疾苦观、医疗观,乃至健康观、生死观。十几年眨眼间过去,又亲历了三年新冠疫情,人们对健康、疾苦、疗愈有了更逼近的体验与领悟,所谓大病之后才明白,大疫之后才清醒。明白什么?生命无常,健康也无常,健康危机无所不在,必须寻找到“降落伞”,药物成为首选,慢病管理的特征之一就是终生服药,对于许多银发族来说,吃药是常态,停药反
在人类两千多年的医患关系中,基本都由医生掌控全局,决定是否治疗以及如何治疗,而患者及其家属只能无奈服从。医学伦理界最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为这种医患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凡余所见所闻,不论有无业务牵连,余以为不应泄露者,愿守口如瓶。”“医学之父”、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强调,在与患者沟通过程中,医生要沉着应对,“给予指示时应采取快乐平静的态度,让患者的注意力远离接受治疗的事实;时而给予断然严厉
在当下的世界,战争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纵观人类历史,对战争的认识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一些人文作品中,战争被歌颂,成为英雄出现、史诗诞生的摇篮,是伸张正义、实现伟业的途径,也是振奋士气、增进内部团结的纽带。战争策略和应对展现了人类智慧和创造力。在另一些作品中,战争被检讨、反省乃至批判。人在战争中可以不惜一切剥夺他人的生命,也可以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在战争中,人的善良、同情、互助被仇恨、残忍和
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战”开始了,“美丽年代”(Bel le Époque)结束了。二0一二年,著名史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 i s topherClark) 出版了《梦游者:1914 年, 欧洲如何走向“一战”》(TheSleepwalkers :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中译本于二0一四年出版);在纪念“一战”百年的文山书海中,该书甫一面世,就引起了
一八九七年,德意志帝国海军亚洲分遣队司令提尔皮茨(Al f red von Ti rpi t z,1849—1930)因积极呼吁建造一支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舰队,被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任命为海军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提尔皮茨不负重任,果然将德国海军打造成了世界第二大舰队。可是,这支舰队并未在大西洋战场英勇地与英国海军“决一死战”。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签
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往往是“玩”出来的。印章本为实用,文人“玩”印,痴迷成癖,就“玩”成了文人篆刻艺术。黄惇著《玩印探情:文人篆刻艺术史文集》,取唐代张怀瓘《书断》中“玩迹探情,循由察变”之意,集中讨论了元代以来文人篆刻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种种关联。在长期的研究中,他钩沉文人篆刻史各阶段的史实,分析文人篆刻家的艺术风格;梳理元明以来文人篆刻流派现象,阐释文人篆刻艺术审美观,逐渐建构起一种新的文人篆刻艺
记忆,作为文明的基石,不仅塑造个体的身份,也维系着集体共同体的连续性。哲学的三大经典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都与记忆紧密相连。我们只能从记忆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它不仅指引我们回顾过去,也塑造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与行动。记忆问题与历史学相关,但并不完全重合。历史叙述往往冷静而宏观,属于知识领域,而记忆却关乎心灵,它更多诉诸感性,感性才是人的灵魂。包裹着感情的记忆,一方面塑造了我们的身
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棠棣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奠立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第一流学者”的地位,嗣后又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一九五一年九月,开明书店;下册一九五三年八月,新文艺出版社)而成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这样的学科跨越和关注点转移,不只是出于院系调整、学制肇建的现实需求,也与其自身的学养与个性紧密相关。他长期游刃于古今文学之间,借用鲁迅的思想和方法来研读魏晋六朝的文人与文风,亦通过与外国文
二0一三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最近再版,作者新增了三篇近年来撰写的文字。一是《教会医院的收费及其慈善理念》, 另一是《“清除钩虫病”的跨国公共卫生合作》,还有一题为《受难者与病人的研究视角》的随笔。如十年前那版“绪论”中所言:全书的问题意识仍然是从疾病史、医疗史、卫生史的角度切入,讨论“在外来/ 本土、东方/ 西方、帝国/殖民、侵略/ 反抗、国家/ 社会、民众/ 精英、中央
“人类世”(Anthropocene)作为划分地球历史发展阶段的地质学专业概念,二十一世纪以来借由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评论,已经从一个科学探讨的主题进入大众认知的层面,通常被用来考察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加速积累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让普通人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可能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人类文明是否因此走向终结产生深深的忧虑,它
随着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气候异常现象的频发,气候及相关的环境问题既成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也激起不同学科内众多学者的讨论。在这一论域之中,印度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查克拉帕蒂(Dipesh Chakrabarty)原是以“后殖民”史学闻名于世,不过,在二0二一年和二0二三年,他分别出版专著讨论当代气候问题(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
对当代中国文化界而言, 美国人西德尼·D. 甘博(Sidney D.Gamble,1890-1968)已经不再是一个过于陌生的名字,这位曾经于一九0八至一九三二年间四次旅居中国的社会学者、基督教士兼业余摄影师,在其生前与身后,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著作,其中《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九二一)、《中国家庭如何在北平生活》(一九三三)、《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一九五四)等,皆为中国城乡社会研
亲爱的女士,我给你寄了一些中国明信片,完全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我和一位中国艺术家本人定制的。它们非常原创,代表了中国生活中的一些亲密场景。 一九0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一位不知名的外国人,在事先盖有北京邮戳的明信片反面,用法语写下这几行字。他的书体小心避开了绘有仙姑与童子的画面,心情似乎也激动得姹紫嫣红,急切想分享在异国他乡的发现。在另外一张明信片上,他继续讨好说:“告诉我,您喜不喜欢我寄你的这些明信
宣公十二年,楚子伐郑,晋荀林父帅军救郑。及河,闻郑与楚平,晋将帅意见分歧,有主战者,有主退军者,随武子(士会)主退,因劝中军主帅荀林父谓楚强大,军政整肃,不可为敌。称《诗·周颂·汋》篇称晋宜“遵养时晦”。遵养时晦,杜注:“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须暗昧者恶积而后取之。”杜注所从郑《笺》:“于美乎文王之用师,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养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恶。”是以“养”为养育,谓养此闇昧之君之恶,待其恶积而后取之
《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析津志》佚文:“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 学者讲元大都中轴线多引此语,使人误以为,元大都中轴线是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基点,向北划线。我想,这是说反了。因为这里既然提到丽正门,则大都城内方位已定,无须从南到北、
今草始于张芝之说,初见唐朝张怀瓘《书断·章草》:“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 《书断·草书》也说及张芝变章草为今草:“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张怀瓘这段话,借自西晋卫恒对东汉草书家的品评:“杜氏杀字(结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四体书势·草书序》)对比看,卫恒赞张芝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傅斯年给在巴黎的何思源(字仙槎)、罗家伦(字志希)写了一个信片: 已到柏林车站,沿路大睡大吃,饱不可言,明天详白。 仙槎、志希二兄 斯年 先为我一候Mlle Jemmes。(《傅斯年遗札》) 这个外文名字又见于一九二六年三、四月的傅、罗、何通信。MlleJemmes 是法语,意为“Jemmes 小姐”。但是,Jemmes 是一个错误拼写,实为Jammes,有何思源《